本文即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海外民族志专栏”的开栏导言。原文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一、民族志与海外民族志

说到海外民族志，不得不提民族志。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民族志：作为方法的民族志、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和作为研究成果文本形式的民族志。作为方法的民族志，也叫民族志方法，主要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①]田野调查方法的总称。作为研究活动的民族志，也称民族志研究，即指通过民族志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其所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归纳分析的研究。只有人类学家基于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所做的研究可称之为民族志研究。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者的研究都是民族志研究，比如理论探讨的研究、利用非第一手资料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等都不属于民族志研究。作为研究成果文本形式的民族志，即民族志作品，也就是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成果形式（著作或论文）。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民》、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和埃德蒙•R.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等都是最著名的经典民族志著作。

从字面意义来看，如果其研究对象在海外，似乎我们可以把对民族志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解套用到海外民族志，得出海外民族志方法、海外民族志研究和海外民族志作品等三种不同的理解。然而，事实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欧美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他者（异民族和异文化），而他者往往都在海外。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所以在民族志之前无须再加上“海外”二字，故在这些国家，无所谓“海外民族志”这个概念。

与民族志是由西方引进的概念不同，实际上，海外民族志是中国人类学界发明的一个新概念。既然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概念，那就得由中国人类学者来界定和说明。目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海外民族志进行了界定。其中，有两位学者的界定影响较大，也被广泛接受。高丙中认为，“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的规范，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需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且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②]高丙中的这一界定，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人类学界对海外的民族志研究与对本土的民族志研究的鲜明区别，以及强调了这种民族志研究的“规范性”。然而，他的这一界定，与西方人类学对民族志的界定别无二样，并没能体现海外民族志这一中国语境概念的独特含义。王铭铭则首先把“中国”人类学分为三种，即“处在中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China）”、“研究中国或关于中国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和“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Chinese-speaking anthropology）”，在此基础上对海外民族志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所谓‘海外民族志’，乃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③]王铭铭的这一界定，很好地体现了海外民族志这一概念的“中国性”，但其对民族志概念过于宽泛的理解，不得不使中国人类学者在海外考察的随笔、杂文和理论思考等非规范的民族志研究也列入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行列。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从学术共同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海外民族志这一中国特有的概念进行界定。海外民族志以海外（境外）的社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上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在此无须赘述。但作为其学术共同体，我们有必要对“中国人类学”这一学术共同体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在笔者看来，同时满足王铭铭所说的“处在中国的人类学”和“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即为“中国人类学”（下文均以此界定使用“中国人类学”这一概念）。这一界定排除了那些长期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且用英文或其他非汉语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人类学者，也排除了那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类学者，也排除了即便人在中国但以非汉语发表成果的中外学者。从研究方法来说，不应该是笼统的“翔实呈现学者在实地的所见、所闻、所思”[④]的研究，而应该强调其采用“规范的民族志方法”，即高丙中所说的“以参与观察为主”、“采用当地人的语言”、“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的研究。基于以上对“中国人类学”学术共同体和“规范的民族志方法”的理解，笔者将海外民族志界定为：中国人类学对于海外社会文化所进行的规范的民族志研究及其成果。

二、中国人类学的传统与海外研究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有百年，但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类学主要做本土研究，即便有一些零星的海外研究，但都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可以说，本土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不同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人类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和传统。这一中国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在笔者看来，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人类学自传入中国起就与主要做本土研究的社会学的关系模糊不清[⑤]，这就使得很多在国外学习人类学的学者回国后在社会学机构工作，身兼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双重身份，形成了以人类学的方法做本土“社会学”研究的传统。其次，作为人类学者，确实也有做“他者”研究的意识，且恰好本土就有很多不同于“汉人社会”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这样不需要走出国门就可以找到“他者”。第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中国人类学者很难获得走出国门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经费资助。第四，长期以来，中国的海外知识生产重宏观轻微观，致使以宏观的政治、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倍受重视，而以微观的社区组织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在中国的海外知识生产中难以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作为社会人类学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本土汉人社会研究的“高度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强化了中国人类学对本土汉人社会的研究倾向。

尽管本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21世纪之前的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些“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研究成果。作为“海外民族志”作品，常被提到的有费孝通的《初访美国》、《访美掠影》，吴泽霖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李安宅的《祖尼人：一些观察与质疑》，田汝康的《沙捞越的华人：社会结构研究》，以及乔健的《拿瓦侯传统的延续》等。[⑥]然而，从本文界定的海外民族志的概念来看，这些著作很难被称其为海外民族志研究。费孝通的上述著作，确实是“处在中国的人类学”者用汉语描写美国社会文化的著作，但由于其并非基于“规范的民族志方法”撰写的“研究报告”，故不属于本文界定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李安宅、田汝康和乔健等人的著作虽都是中国学者基于“规范的民族志方法”撰写的海外研究的成果，但由于最初都是用英文出版发表，其成果并没有被“处在中国的人类学”和“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人类学”的“中国人类学”学术共同体所分享，故也不属于本文所说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而吴泽霖的研究不仅同样用英文发表且所用大部分资料并非来自规范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故同样不属于海外民族志研究。尽管上述用英文发表的海外研究成果有的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但这与翻译其他外国学者的著作在中国出版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近乎是空白。进入21世纪后，就如下文所述有了很大变化，但本土研究仍然是今日中国人类学的主流。

 三、海外民族志：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对海外社会文化知识的需求加大，再加上中国人类学者海外研究的自觉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类学者加入到海外研究的行列，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春天已经来临”。[⑦]最近，郝国强撰文对近1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梳理，为学术界呈现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欣欣向荣的景象。[⑧]文中提到的大量研究，除少数研究（如贺霆、项飙、丁宏等人的研究）[⑨]之外，其余绝大部分研究基本上都可称之为本文所界定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其中，也不乏可作为海外民族志研究“范本”的规范的民族志作品。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类学正在悄然发生转变，由原来的本土研究的传统向本土研究与海外研究并举的方向发展，海外民族志已成为中国人类学不可缺少的研究领域。

对于推进海外民族志研究，其海外民族志学科建设尤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学术期刊栏目增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推动了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制度化及其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中央民族大学于2011年11月成立的专门从事国外社会文化研究的实体教学科研机构——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其十余位专职研究人员全部投入到海外尤其是海外民族志研究当中，所招收的所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被派到海外进行规范的民族志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2015年该中心申报的“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发展中国家研究创新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这意味着，该中心招收的所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能够在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下赴国外学习和研究。2012年开始，由该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牵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举办了三期“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培养了200余名立志做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并从每期学员中选拔3－4名优秀学员资助其赴海外进行田野调查，大力推进了海外民族志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14年《世界民族》杂志增设“海外民族志栏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从2015年第4期开始增设“海外民族志专栏”[⑩]，为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

上述中国人类学发生的转变和海外民族志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所取得成果表明，海外民族志已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新常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中国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发展，中国对海外“异文化”的知识需求不断增大，这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毋庸置疑，海外民族志研究在今后的中国海外知识生产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①]本文所用“人类学”一词，特指社会/文化人类学。

[②]高丙中.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③]王铭铭.所谓“海外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2011(2).

[④]王铭铭.所谓“海外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2011(2).

[⑤]王建民. 中国人类学的国内与海外:学术史及评述[J].中国研究，2013(1).

[⑥]王建民. 中国人类学的国内与海外:学术史及评述[J].中国研究，2013(1).并请参阅王建民.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J]. 西北民族研究，2013(3).

[⑦]王延中. 海外民族志研究大有可为[J].世界民族，2014(1).

[⑧]郝国强. 近10年来中国海外民族研究反观[J].思想战线，2014(5).

[⑨]贺霆自己发表文章介绍他对“中医在法国”的研究，但他并没有给中国人类学界呈现用汉语书写的完整的民族志作品；项飙并不属于“处在中国的人类学”者，且他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最初是英文出版的；丁宏的《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是随笔杂记，并非基于“规范的民族志方法”所做的研究。

[⑩]本文即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海外民族志专栏”的开栏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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