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第50-53页。

民族志是由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也是这种方法所形成的成果的载体（文本体裁）。因为专业性的民族志是由西方社会在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之外的社会的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们具有世界性存在和世界意识的条件下所发展的学术。当中国学界在20世纪初期学着西方开展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学者们为了报效国家，脑子里急切要认识的是中国社会，而对于世界社会没有足够的认识意识，民族志研究反而基本上是一种国内社会的研究。其实那个时期中国的人口流动、经济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世界性，敏感的学者对此已经有所意识，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够兴起对于世界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直到近些年改变才真正发生。

 一、中国特色的“海外民族志”概念

最近十多年，中国学界能够推动对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为了区别这种新的取向，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海外民族志”。无论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探索归于多少种理由，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是我们这个时代增强的“世界性社会”的意识。

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人类学家传记丛书”的“总序”中提到，“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是一个人的马拉松”。我觉得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差别是，人类学家必须经历“孤独”的磨练。其他学科是在书房里、教室里读出来的，人类学是读不出来的；读不出来不一定是别的原因，其实是自己是否经得住一种心理的成长过程。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最核心的理念。怎样才是一个人类学者？这不仅是一个个人层次的问题，也是一个学科层次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成年礼，但是还要配合着对于“一个人的马拉松”的认识。一个人到荒野里去，或者在深山里度过若干天，这不仅是对胆量的考验，而且还意味着一种心理的转变。你要离开熟悉的、对你承担责任的人，让自己独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心理的磨练是一个特别的关键。

也有人认为我们在民族志之前加上修饰语“海外”是没有必要的，但这是没有必要之必要。中国人类学的主流和常规是做国内研究。学科要创新，结合学科历史是必要的，但是时间长了就会看到要超越、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强调“海外”，这是属于现代世界学术的后来者的概念，因为只有后来者才有这样的概念。作为人类学专业的民族志与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民族志有很大的差别。人类学民族志有很多而且比较严格的规范，但是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民族志要有弹性得多。社会科学的特定学科（如教育学、政治学）在课题研究中有明确的目的，有特定的方式收集信息，有足够的信息完成课题的研究就好了。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一定要达致理解，不是搜集特定课题的资料而已，所以调查中功利性不能太强。也就是说人类学研究要体现整体观，一定要达到对调查对象的完整理解。可能民族志文本呈现的是一个有限的内容，但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只是你获得的一部分东西，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东西。这两个方面会有很大差别。人类学者做的田野可能成为一辈子的财富，无用之用是专业民族志者终身受益的心态。

 二、“世界性社会”作为海外民族志的支持性概念

就中国人类学而言，我们通常会说费孝通先生那一辈学人开创了家乡人类学的传统。确实，在家乡（本国）做田野作业，这是中国人类学很发达的传统。费孝通那一代人类学家其实也做了海外的研究，但是这些部分在后来的学术上没有成长为中国人类学的传统。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类学的未发育的传统基因。费先生在访问美国之后写了一些游记式的文章，但他没能实现研究美国社会的初衷。他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拉着杨庆堃的手说“我抱了要了解美国的心愿来此”，但是他当时为了翻译和写文章，没有做成美国社会的调查。毫无疑问，费先生希望研究美国社会的这个心思是曾经发生过的，也闪耀出一些火花。

最重要的是，费孝通先生在1940年代已经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世界性社会”。[2]那个时代这个概念没有受到学界重视，所以没有出现对于国外社会的研究冲动。今天我们做海外民族志研究，恰恰是重新拾起费先生思想中曾经闪现过的关怀和概念。在当代，“世界性社会”这个概念在我们个人和中国的集体意识里是不断得到加强的。自二战以来，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全球化和世界性社会在我们面前的呈现。因为这个社会不是部落，也不是传统的帝国，也不只是现代民族国家，我们看到的跨国的和国际的现象是可以作为经验来把握的。

我们今天再用费孝通先生曾经喜欢使用的“世界性社会”的概念来看我们当代改革开放所造就的局面，能够看到这个概念在中国指涉着大量的社会事实。作为生产场地，我们的经济活动和国土长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慢慢变为世界工厂，这是中国的世界性很膨胀的一种表现方式。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旅行，大众出国旅游越来越普通，他们带回来世界各地的故事。但如果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旅游者获得的图景上的话，那确实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当代做海外研究和书写世界图景，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出于大众的知识需求。可见，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叙事确实有时代的内在的需求，中国新生的世界性是中国人类学的时代条件。

了解关于海外的知识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作为社群的共同体的内在需求。因为我们作为人的群体的存在需要这种知识。我在《海外民族志丛书》的“序言”里说，中国人凝视世界的欲望和冲动从来都是有的，但是在过去被压抑了。今天这个时代需要释放这种冲动，因为释放的条件具备了，而不是说这个需求现在才有。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世界图景的变化。中国曾经是以中原和汉文明为中心的社会，经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斗争和调和，重新建立了新的帝国。帝国的世界观与纯粹的汉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不一样。接下来是晚清的局面，如汪晖在工作坊开幕式上所讲，清帝国在这时出现了另一番世界图景。[3]再接下来是革命的图景。在革命时代，对中国人来说，国际交往确实很遥远，但是关于世界的情形媒体每天都在讲，因为那时需要谈论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比如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描述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国家的一种宣传策略，它可以聚拢人心，世界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再到后来，中国人开始国际旅行和贸易，带来的是对世界的猎奇。在这种背景中，对世界的了解需要人类学的专业审视。但我觉得光有人类学审视还不够，必须转化为有其他社会科学来配套的审视。人类学通常做小社区研究，要通过小社区中的故事来审视大社会是很难的，必须要有其他学科的配套才能克服其局限性。反过来亦然，其他学科也需要人类学。没有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就不可能有地区研究。比如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等地区研究中心，就必须要有人类学者。人类学既是底子托着其他的学科，也是柱子撑着其他的学科。因为如果没有人类学的整体主义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各个学科关于某个地区的研究不可能在经验层面发生内在联系。我们办海外民族志研究班就是想尽量把其他学科的年轻人吸引过来，你们相互之间成为伙伴，才能共同开创新局面。

 三、在“世界人类学群”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我要特别强调集体性。一方面，我们是作为集体来做学术，我们知识生产者是一个集体；另一方面，我们所属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概念。这两个方面要配合着才能形成知识体系。人类学是共同体的眼珠子和脚板子，有了人类学，共同体才能有洞见和远见。共同体必须是表述主体。中国一直都是被研究的对象，它自己在知识体系上没法是一个主体。共同体作为主体的地位不能通过哲学来论证，而必须通过做经验研究和通过社会科学成为表述主体来完成。在场对知识群体和共同体很重要，因为“你在那里”才是主动的。汪晖讲到鸦片战争爆发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信还没有被摧毁，知识界还有自信去表述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例证。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完全被摧毁是在甲午海战之后。在那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表述的主体，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信心。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魏源所处的时代，在自信方面恰恰衔接得上，而这两个时代之间是一个信心缺失的时代。

要去审视别人并不容易。我曾经说过，如果你在场你就是编故事的人，不在场就只能传递故事。如果你是编故事的人，你可以随时修改故事，你是见证人；你可以发现新的细节来重述故事，因为你有权威。但是如果你是传故事的，你只会被人说传得不对，没有别的选择。关于叙事的意义，我要特别讲到一点，即西方和世界的关系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靠军事征服来维持，它还靠意识形态、知识谱系、知识生产者的位置和知识消费者的位置等这些权力关系或者说权力的隐喻关系来支撑。我还想讲的是，西方世界是中心，非西方世界是边缘，这种格局已维持了几百年，想要改变它是很难的。甚至是说如果没有当代的很多机遇的话，这种格局其实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说改变某种格局需要机遇的出现，但我们在当代确实遇到了很多机遇。我们要看到，西方与非西方的结构正在消解和发生改变，西方人类学界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还是积极的。这些年巴西、日本、印度等国人类学者和美国的拉美裔学者在倡导“世界人类学群”（World Anthropologies），这不是一个单数的人类学，而是一个复数的人类学，其中会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人类学，或者以巴西为中心的人类学。这种新的话语超脱于原来的基于中心-边缘关系的知识话语和讲故事的格局，使得共同体关系获得再结构化的机会。今天中国人类学参与这种新的话语，既受益于这个结构的改变，同时我们的参与也将使得这个结构更快地形成如费先生所向往的那样一种新的人类世界。这个机会是在这里的，并且我们很多人怀有信心。新格局的形成，我们不仅仅可以想象，而且可以触摸得到。这个格局是否能完成还很难说，但是肯定是在不断的成形，我们能够见证。

回到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我想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要做一个分解。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指的是以中国为对象的社会科学；还有一个“中国人的社会科学”，指的是中国人做的社会科学，这才称得上社会科学。因为我们这个知识群体生产出来的知识，既是中国的，同时又是有普世性的。但是这后一个追求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挺难的，这其中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类学的缺陷。人类学的缺陷既受累于我们中国社会和社会科学的状况，同时我们的缺陷又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知识界的问题难以扬弃，难以克服。它们互相胶着，互相拖累。但是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支撑，相互成全。在我的研究中，我既看到他们相互拖累，也看到他们相互成全。

最后我觉得颇有心得的是，中国正在从单向的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我们去做民族志田野，我们去了我们又离开了，但是我们与对象国的知识界的联系还很弱。这种状况在慢慢地发生变化。就像今天汪晖老师所提到的，非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都是通过阅读西方的文献来实现的，中国与非洲之间没有直接对视。现在，我们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看他者，下一步就是我们互相来看。这样就会有一个由注视到被注视，再到相视的过程。比如我和芝加哥大学的几位教授讲到一起培养学生，他们的学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做田野，我们来当他们的导师，我们的学生也到他们那里做田野，他们也当我们学生的导师。我们是两边的导师，这样学生也能保持交流和沟通。这样就可以作坊式地而不是单边式地来互相书写对方的社会。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会缓解西方人类学界在非西方社会所遭遇的压力。因为单方面研究别人的社会在很多方面是有缺陷的，不管是在知识论上，还是在道德论上。我们相视而笑，美美与共，才会有知识上的专业支撑。费先生所说的美美与共需要非常长期的知识生产做依托才能实现，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1] 2013年6月17日晚，高丙中老师在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上发表了“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讲话。本文初稿由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学员、德国科隆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周阳根据录音整理，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硕士生林洁波和该中心的庄晨燕副教授、龚浩群副教授参与了对本文初稿的文字整理，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篇幅，本文删去了学员提问环节的文字记录。

[2]费孝通，1947，“美国人的性格·后记”，收入《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9-50页。

[3]在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暨美国社会民族志研究工作坊”的开幕式上，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做了题为“从《海国图志》到春秋国际公法：晚清中国的世界认识”的演讲。关于此次演讲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igea.muc.edu.cn）上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