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邢婷婷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讲师

地点：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第三会议室

时间：2017年10月31日

主持人：邢婷婷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做得很有趣也深入，她的讲演一向能引来很多的互动，很荣幸今天请到她。

邢婷婷：非常高兴有这个交流的机会。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时间焦虑和财富焦虑，但不仅仅是这些。在上周末召开的人民大学日常生活会上我谈了时间焦虑，各位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的老师可能更多关注宗教信仰，我会多谈些这些方面。

    塔罗牌、星座等占卜术在年轻人中间已经热了很多年了，当年的贝塔斯曼书友会就在做这些。很多人觉得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都是小孩玩的东西。结果去年美盛控股收购了“同道大叔”，一个自媒体，大家发现原来星座还可以这么赚钱，刮目相看。其实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大家看一下PPT上的窝塔罗连锁店在上海、南京的分店。无论是时尚还是商业现象，它确实存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线下的反而是少数，线上有许多命理的探讨。例如微博上的Alex大叔，号称第一批星座研习者，等等。占卜术包括塔罗、占星术、八字和六爻等，有西方外来的，也有中国传统的。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特大型都市里的青年，案例方面，上海占80%，以及其他几个城市。昨天我还去了北京荷花市场的两个田野点，发现都已经拆了，人还在。我跟他们吃了午饭，聊了聊。南京我也随机地跑过一些。

（配图由主讲人提供，下同）

    如果说上面的还是文化现象，那下面这些就是商业现象。例如“十弟微生”和“梅花冷人”，有些是预测，有些是培训，价格从200到800元不等，在淘宝上支付完毕之后就可以预约了。根据我的田野观察，他们已经做了挺长时间了。

    下面是个关键的经验问题，即当代青年为什么会走进占卜术？年轻人为什么会去算命？这里说的年轻人指25-35岁，刚刚工作不久的群体，主要分布在特大型城市。大城市的行为模式与小城市有很大差别。我的研究对象都是受过完整理性训练的人，那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去算命呢？

    中国传统上对占卜术的学术解释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杨庆堃认为它是民间信仰的组成部分，分量很小，起到维护传统道德秩序的功能。

     第二种，李亦园认为这是民间日常实践对“致中和”的追求。

     第三种，章启群在《星空与帝国》里，提到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与星相学之间的关系。民间的占卜只是“术”的体现。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思想都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民间的体现就是对自然风雨旱涝的关注。

    下面我们来看看对当前占卜热兴起的社会学解释。

    董向慧提出“风险社会”与占卜有很大关系，大家觉得没有保障，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所以大家求助于占卜。

   潘天舒认为是“原子化现象”，来自西方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Paul Heelas的the channeling zone以及Michael F.brown的著作研究了这一现象。Heelas把这归结为后工业化阶段美国社会宗教生活多元化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人们在面临问题时，“做法正确”胜于“思想正确”，人们拒绝学究的引经据典，而更喜欢情景化的解释。“为我所用”胜于“来源正统”，强调个人精神的要义。（以上是文献综述。）

    我的田野从2013年开始。我的博士题目最初是基督教的非政府组织，结果发现很多人是在研究宗教的组织和运动，而非信仰，我就转向这一面。初步的观察之后，我认为青年人占卜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源于现实的困惑、生存秩序原子化造成归属感迷失、选择多样化和价值判断多元化造成的选择困境、时间焦虑等等。这些困惑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可以问题化的，例如“我什么时候结婚”等等。有的不可以，例如“我为什么这么背？”“我的努力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结果？”等等。现在价值多元化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选择。第三个是生存秩序原子化造成归属感迷失。一位青年学者黄斌欢提出“双重脱嵌”概念，我认为很重要。指的是很多青年人不愿回故乡，北上广的房价高昂，也留不下。这是很多人求助于算命的原因。当然这些都是比较表象的，我发现时间焦虑才是主要的问题，是时间焦虑与财富焦虑共振，合力造成了青年的焦虑情绪。

    时间焦虑在占卜实践中的表现。第一是实践效率化，例如“我都多少岁了，怎么还没有……”等等。第二是进阶性的发展观，例如“为什么总是没有进步”等等。现在“发展”已经取代“稳定”，成为青年人生活的第一要义。以前进一个固定单位，捧个铁饭碗就很好。现在的青年人认为贪图稳定是缺乏竞争力。大家对于迁移，特别对于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的焦虑背后，实际上还是时间焦虑。这是我访谈出来的心得。例如很多人说“我要回老家是因为房价太贵了，我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步入常规，而回家之后什么都不耽误，每一步都能踏上”。诸如此类。

    其实那天我报告完之后，肖索未老师指出“时间焦虑”并不准确，其实是“发展焦虑”，我觉得很好。

    还有一个是财富的焦虑。具体表现一是财富的获得，这是我今天主要谈的部分，青年人比较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能赚到大钱”。再大胆的，直接问“什么时候实现财富自由”。占卜师说前几年问财运、官运的很多，男的比较关心这个。现在这几年都是问事业，问钱。以前男人和女人来了还问感情、能在一起多久。现在很少，女的来了都问婚姻、事业，能赚多少钱。有些人问发财，其实后面关心的是在特大型城市安生立命的状况。我觉得对于最基层的百姓来说，权力的意义没有钱那么直接。“我能赚到多少？”成为最直接的社会焦虑表现。

    时间焦虑与财富焦虑是共振的，不是平行线，是交织、咬合在一起的。算命师对现在的顾客也有感觉，他们问自己状况的越来越多，关心感情的越来越少，一切都围绕资产展开的。例如PPT上这个案例，一个母亲为女儿打的征婚广告。看八字，这个属羊女孩的个性应该是个甜傻白，不是不聪明，但不是特别有心机的。这个男人看八字则是个比较朴实，能守住财产，并比较专一的人。男人八字里的财就是女人，花头不能太多。以前看塔罗牌的时候，比较常见的问题还是他们“合不合”之类浪漫的关系。一个塔罗牌师记得就在五年前，还有女孩问暗恋了10年的一个对象，会不会有结果。现在呢？都问会不会出轨。

另一个发现是，人们通过占卜术，寻求的是调适，而不是反抗。人们去占卜术寻求新的途径，可以接受现状，或者你的未来是好的，忍一下就会好。或者你什么地方可以改善一下。我去访问的人有很多，他们还是希望能在一个稳定的条件下，改善自身状况。

    有些焦虑可以问题化：两个选择该选哪个？

    有些焦虑无法问题化：长期状态不佳，又找不到出路。就像一团迷雾。

    大家看到，他们没有反抗秩序的愿望，只是希望调适，改善。哪怕条件很差的，通过占卜术要么希望看到希望，要么能接受现状。我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什么大家不试图彻底的改善呢？星期天我听了杨春宇老师的报告，受到一个启发。我发现我的研究对象的生活状况就是又爱钱、又怕死，希望生活可以稳定地好下去。他们不是那些不爱钱、不怕死的人，他们喜欢好的生活。这些焦虑可能是伪问题，但是实实在在地作用在每个人的身上。

主讲人调研场所

    李耕在山东做的田野包括六爻和八字，她认为有必要重视算命里的“道德话语”。但在特大型城市里，新一代的占卜师最关注的是“情景的合理化”。他们特别强调专业性，有时甚至有去道德化的倾向。

    我对比了两项研究后发现。李耕的研究案例主要是关于家庭伦理的，而我的研究发现，大家问的很多的是关于“越矩的问题”，例如小三问能不能转正。塔罗和梅花易术问出轨的多，早些年老婆去问老公出轨的多，这些年老公问的也多了起来。还有财产争夺，上海很多，前些年的政策规定，很多知青子弟年轻时候去了内地，户口没有了，这些年上海大拆大建，拆迁财产特别多，回来的人就想跟留在上海的兄弟姐妹分一杯羹。老一辈的觉得他们照顾了父母，多半就算了，但儿女不同意，去问“要不要跟舅舅撕破脸？”的特别多。

    李耕发现社会关系和角色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一些占卜师可能会修改真实的结果，去实现道德规训。而我研究的70后占卜师里面，讲究实事求是，盘翻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跟一个男占卜师讨论过，如果小三来问能不能上位，你怎么办？他说牌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如果能上位的你怎么说。我会跟她强调一下道德，算是免责，但事实如此啊。他们基本都表示不会修改结果。我昨天在北京问的也是如此。

    在导向上，小城市或乡村的算命师还是强调“致中和”，大城市的则重视为个人的行为和选择提供依据。问清楚对方愿意承担责任之后，就会鼓励他照着结果去做。我觉得在中小型城市还是有重视传统价值导向，讲究尊老敬老，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可是特大型城市里面，就不注重这些社会价值规范了。我觉得这也跟这一代占星师的教育背景有关。

    例如谈到婚姻。婚姻不好了怎么办？大城市里面就提“必要止损”，不要继续伤害。提供必要的意义支持才是现代占卜师的价值取向。

    老一辈算命先生用“道德”建构合法性，新一代占卜达人则用“情景的合理化”来建构合法性。这一代人不强调要把话说圆，就是强调要接受结果。下面是几个案例。星盘和八字讲究原理，我能把事情捋得很清楚，来龙去脉明明白白，给你提供意义支撑。这是非常不同的操作方式。很多人八字和星盘都懂，会都看，然后会给你讲其中的原理。

    我的报告就是这些。我下面关注的将是占卜现象的复杂性。它可以是术也可以是道，不同人关注的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关注东方的算命法，有些关注西洋的。中年人会关注立即有结果的方式，需要知道钱该不该投等等。而有些人则特别关心道，关心其中形而上的学问。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献不多。所以我的研究中主要的点，一是焦虑，一是个体化信仰。除此之外还可以如何解释呢？ 

互动环节

李耕：写论文最怕的是没有反响，邢老师提到我，特别荣幸。我现在已经不做占卜的研究了，算是圈外人，谢谢邢老师提携。

    我想说的很多，第一是焦虑这个词，我觉得背后有些是不是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社会规定好了，这是timing的问题。女人类学家Nancy Munn写过一篇文章，或许可以供你参考。

    第二是，社会学讲究证据，看数据，讲故事的方式该如何更好地说服有典型的社会学思维的人呢？讲座可以口述，落实到文章，是否应该提供更多的数据，而不仅仅是占卜师的一种感觉？当然，我们信任我们的访谈对象，但文章还是需要数据。科普组织曾经做过算命原因的统计，这种全国性的数据是有的，有必要纳入。第三刑老师案例里很多占卜师的出发点非常工具理性。我的研究里强调了价值理性。韦伯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或许是大多数地方都有的，我的结论和刑老师的结论是互补的，这种互补才是更精确的接近真实的方式。

    最后，我觉得我的研究主要关注从业者如何合法化自己的职业，所以会有很多道德说辞。我的研究似乎更多印证了杨庆堃和李亦园的结果，你的则更多强调个体选择。

    另外我当时的研究比较关注传统占卜术，你有没有比较过八字和占星？

邢婷婷：我比较过，因为研究需要，我都学习过一些。

李耕：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想，八字看的是很实实在在的东西。讲个笑话，一个八字先生说你聪明，不是好事。因为八字第一看官，第二看财，然后才会说你聪明，要是连聪明都没有，他就会说你很贤惠之类。八字里面五个正神和五个偏神各有对应，注重的是关系，天干地支，地支可以看作不同的库，里面又嵌套了天干地支，都是在谈关系。而占星术不一样，他要是说你聪明，绝对是好评。他看到在你的几个星星里面，水星特别好，一个盘里面每个星星都有位置，更多是一种呈现。相位也是很重要的呈现，但只是三分之一，而在八字里面就是全部。星盘里的前五颗星，是你的个体行星。星座是你的太阳行星，这只是N分之一，后面的木土天海冥是时代行星。人们特别通过三王星来分析时代特征，例如天王星与AI相关，所以大家讨论得很多，因为现在要走到下一个宫位了。

艾菊红：八字也关注整体的，比如气候变化什么的。

邢婷婷：但是不一样，我说不清楚。

艾菊红：国家、社会、年景，流行病什么的都可以通过阴阳五行来预测。

邢婷婷：我还是很难把两个东西整体上的差别表述出来，只是有点体会。

艾菊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二者的结果会吻合吗。

邢婷婷：还是大面上吻合的比较多。现在这些学习能力比较强的70后算命师多半两者都会。他们多半会通过星盘看你的特点，然后通过八字批流年，两者多半可以互相印证。具体到细节的话，两种体系的解释方式肯定还是不一样。

李耕：占卜毕竟是个玄学，毕竟是没法验证的。如果可以验证的话就不会被打倒了。有人说做双盲实验的话，可能真是对不上的。所以没人敢真的挑战。那算命里什么叫“真”呢？我们不能从理念和客观事实相符合就为真那个意义上来理解，包括传统医学那样的一些“术数”。八字和占星最重要的一点差别就是对于幸福生活的定义是不同的。八字关心福禄寿，占星术更关注个人感受，而不是规定时间内完成社会规定的动作。 

听众一：传统的算命和现代青年人的算命有没有什么区别？

邢婷婷：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困惑人类的事情就是那么多，只是情景不同，侧重点不同，表现方式不一样。例如刚才说的，婚姻和财一直都很重要。

听众二：寻求占卜的人为什么不去寻求心理咨询呢？

邢婷婷：很多人也问过。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合适，但我觉得中国的心理咨询可以说还不健全，而且太贵。此外还要看涉及到什么问题，有些人认为自己没病，不需要看心理医生。

李耕：很多占卜师愿意把自己比附为心理治疗师，但在中国，看心理医师是有污名的。现在慢慢在规范，以前是很乱的。两个行业都很乱，所以在有些环境下反而能拉起手来。

听众三：我有几个感想。首先是从科学主义看来，现在是从一元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的过程。Ai是一元现代性的产物，而八字则是多元现代性。请问占卜师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是什么契机让他们相信这个？

邢婷婷：非常明确地赞成或反对科学主义的从业者其实很少。日常生活有很多偶然性，很多人对于非科学并不那么排斥。至于入行的方式，有些是机缘巧合，受到别人影响或者感兴趣什么的。占星师又是一种情况，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是在豆瓣上看到的，还有高校BBS也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场所。一些人越学越精，就入行了。有些就愿意用这个赚钱。还有一点，占星师看起来像是一个非常职业化的路径，有个叫若道占星的，推动西方式的证书制度。

听众四：互联网在算命中的作用，您认为该如何估价？

邢婷婷：我还没有细想过。

问：还有个研究伦理的问题，不信算命的人可以去研究这个么？例如科学死硬派。

邢婷婷：我觉得有啊，只不过他们没有写文章。有些人就想证明算命是荒唐的，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反而感兴趣了，这样的我也见过。

舒瑜：我很感兴趣你和李耕的区别。你的研究对象比较年轻化，这是否意味着年轻人选择更多？

邢婷婷：年轻人选八字和星盘的也有，只是立场不同吧。

舒瑜：你说占卜师不用道德话语来规劝他们，是因为这一代人没有选择传统的占卜方式么？

邢婷婷：我觉得不是知识体系不一样，年轻人也有看星盘和看八字的，而是价值观不一样，同样的结果做出的解释不一样。

舒瑜：所以你的解释是个体化、原子化么？

邢婷婷：李耕说的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是很好的解释。我觉得是代际差异还是城乡差异，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比较研究。

赵罗英：我有两个问题。一是PPT里面没说你的研究访问了多少样本，如何选取的，他们的收入、教育、职业分布如何？二是您做研究看文献时有没有看到一些数据，显示中国有多少年轻人会去寻求占卜？三是您提到他们占卜寻求的是调适而非反抗，这让我想到涂尔干研究的自杀，算是欧洲人对西方工业化、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一种消极反抗。而在中国，人们选择调适，这挺有趣的，这背后可能有社会结构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您怎么看中西的这个差异呢？

邢婷婷：样本规模的问题，我没想过。现在我用的是参与式观察，没有做过科学抽样，一方面滚雪球，一方面随机。关于年龄特征，我的研究对象大多数是22-30出头，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本科以上，很多是名牌大学，很多是理科生。要说代表性，我的研究说不上，因为一开始就不是这样设计的。如果将群体作为个案的话，我这就是个个案研究。占卜的研究在宗教社会学里面是不太入流的。无论宗教还是科学里，它都是不入流的研究。

李耕：科普组织做过调查，每五年一次，不过数据比较旧，都是90年代的了。

赵罗英：我觉得这个现象折射出许多社会现象，很重要。

邢婷婷：关于涂尔干研究自杀的历史背景，是西方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很多人受不了了，所以才涌现出大量失范型自杀。我们今天不这样，我们用40年时间从农业大国变成了世界GDP第二，堪称巨变，但是是向着好的方向去变。大家抱怨社会不平等并不是真的在抱怨不平等，而是在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搭上这班车。

听众五：关于占卜的经济行为多么？

邢婷婷：多，特别是互联网上。例如塔罗咖啡馆可以搭着算命卖咖啡，也有助于营业。

李耕：好的，感谢今天邢婷婷博士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各位师友的到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演讲者。

（杨春宇记录）

部分听众来自主办单位之外，故姓名没有记录，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