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与发展】孙庆忠：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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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与发展】孙庆忠：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二）

四月初，应“乡土中国”项目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从北京远道而来，与项目工作人员一同前往雀鸟和龙额进行村寨走访，并在贵州大学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的沙龙。

本文为孙庆忠教授“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沙龙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版），经孙庆忠教授本人授权，由贵州乡土文化社公众号进行发布，共三期。

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

孙庆忠讲述

王淞整理

核心提示

背起行囊赶赴乡村，不仅是对本土知识和民间智慧的问询，更是对自我生活世界的追问。因此，跨越了技术层面的田野工作，更是一种心灵的修炼。在这个由经验和情感累积的过程中，行动者既有仰望星空时人与自然之间的会心交流，也有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温暖与力量。

“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沙龙现场

四、陕北泥河沟村田野叙事

现在让我们看看陕西佳县泥河沟村，这里因36亩古枣园被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曾经封闭的村落保留着非常古朴的形貌，近旁就是黄河，对岸是山西省临县。这条沿黄公路2013年才开通，不然从县城到这里要几个小时的车程，今天顺着黄河走20多分钟就进村了。

泥河沟村全景（何颂飞摄）

村民们曾感慨，要是早点开通沿黄公路这里就不会这么穷了。我说：“沿黄公路如果10年前开通，这个村落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村落’，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了。”它属于后发展，后发展就可能跨越工业的制衡，可能走得更远。

这个村子很漂亮，这十一孔窑是曾经的学校，是上世纪80年代村民集体修建的，而今早已破败了。

昔日学校的11孔窑（侯玉峰摄）

古枣园中这棵树已经有1300多年了，3个人才能把它环抱。这片林子里小的也有几百年树龄，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枝繁叶茂。这是破败的窑洞，别小看窑洞人家这几根木头，这可是陕北民居一种独特的建筑样式——明柱抱厦。

陕北民居的明柱抱厦（贾玥摄）

这是秋天农民们在打枣，是收获的枣园。这个地方是泥河沟村的“人市儿”，这边是戏楼，戏楼通往村口的这条路被称为“泥河沟的星光大道”。每天劳作之余村民都往这一站或骑在墙上聊天，这两边的花墙原来是石头垒的，非常漂亮，但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刚来调研的时候，学生去人市儿时都紧张得不敢抬头，因为这两排墙上坐满了老百姓。从那里一过，两边的目光都对着你，你只能保持微笑从这头走到那头。这条路后来成了我和学生与村民交流最多的地方。

山上的枣林（侯玉峰摄）

泥河沟村“人市儿”（何颂飞摄）

这里一共有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有158人左右，60岁以上的111人。在村的老人90%我能叫上名字，家里祖宗几代谱系我都清楚。有一次县委副书记到村里看我，他说：“教授，我听说这里的老百姓现在都信你的。过去这村很多事难办，什么命令都不听，今天一说孙教授说的，这事情就好办了。”我说：“哪有可能！我在这里跑上半月二十天，除了干扰他们劳动外别无所能。”那天正好人市儿的墙上坐着11个老汉，他们都知道这是县委书记。于是我从这边开始数着他叫什么名字，他儿子在哪里工作，一个一个讲，只有一个人我没有叫出名字来。县委书记服了。所以做田野工作要想真正走入他们的生活，做不到这点是不行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泥河沟的老人。这是现在村里男性年龄最长的武玉书，91岁，这是村里曾经的风水先生武瑞全。这些是村里的老物件。我刚才在讲乡村复育的一个核心工作是搜集他们的记忆。那么这记忆在哪里呢？你单独去找老人，他不会给你讲什么记忆，但是如果有一张老照片，曾经的人和事就会被唤起。

武瑞全（1944年生人）

龙额老照片的搜集对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大的，感谢侗寨小伙子们创造性的工作。看到龙额的老照片后，泥河沟的小伙子也到各家去登记老照片。龙额的经验传递了一种能量、一种做法。村里的老照片有的挂在家里的墙上，有的是压在柜子里。我们在采访中对这些老照片的珍视，让他们觉得这些曾经被搁置的“破烂”还有人那么在乎，就像对待宝贝似的。后来，只要我们把翻拍的照片一拿到人市儿上，他们全都围上来。这是谁家的，这是义明他老子。再一看这不是村长嘛，那时候他才几岁还光着屁股到处跑呢！我们的工作就从这时起步步深入了。这些老物件每一个都有故事，都值得记录。

泥河沟村民王春英（1943年生人）

王春英外婆传下的木箱

1943年出生的王春英老人，她家有一个箱子。到她家里时我问：“你们家里有什么宝贝没有？”她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宝贝，全是破烂。”当我们问及一个旧箱子时她说：“这箱子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过一会我跟老人家再聊，她又告诉我说，这个箱子是她外婆在她妈妈出嫁时给她妈妈的陪嫁。我一算她外婆是1898年出生的。这个箱子是个“破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有一天十一孔窑能成为“乡村记忆馆”的话，把它放在那里，无论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只要回到泥河沟村就一定到那里去看，因为这个箱子是有故事、有温度的，是奶奶的妈妈的妈妈留给她的。陕北村落没有南方的宗祠，但是那里可以有纪念馆。我很希望十一孔窑能成为一个类似于南方家族祠堂的地方，那里存留着记忆，是村庄的记忆，是关乎于每个家庭的记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是老文书。我曾经感到非常失望的是村庄连300字的记载都没有。原计划第一年我和学生在那里调研之后就可以动笔写村庄文化志了。可是我又去了两次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档子事，田野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们第二次去调研，聊到瑞全老人兴致勃勃的时候，他便搬出一个盒子，里面珍藏着这么多东西：同治年间的、咸丰年间的各种文书，出租的地帐，还有他的祖辈嫁他姑姑时的老账本，以及民国时期手抄的家谱。

武瑞全珍藏（侯玉峰摄）

这种重新发现给我的启发是，永远不要拍胸脯说自己把田野工作做到位了，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就会认识到田野工作永远是刚刚开始。我和学生每一次去村里时我都会问他们能坚持几天？他们会说：“老师，车票给我们定到哪一天我们就待到哪天。”但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会说：“亲爱的老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说：“真的要来吗？你已经半个月没洗澡了。”他们好像已经忘却了，只相信再待两天可能会问到更多。

别小看一个村子，正是因为它是世代累积的一个象征和情感的体系，已经转换成了另一个生命实体，所以去探问哪里会有穷尽！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讲上几天几夜，更何况是一个村庄故事呢。对搜集村落旧事的这份慎重，实际上是对于传行于乡土社会里的民间文化的敬重，没有这份情感我们的田野工作充其量只是一个“盗贼”的角色，不过是到那里套取一点知识写一篇文章，完成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工作而已。而要想把它转化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必须要改变思路，要改变我们对田野工作的基本态度。

我们在泥河沟村做了些推动工作，农业文化遗产对他们来说一度是飞来之物，不知为何，包括他们县里的主要领导。2015年夏天我们在村调研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去看我们，见面后给我讲了佳县82万亩的枣树现状以及每年遇到灾害怎么办的问题。之后让我讲讲。我说：“县长应该回家去磕头，感谢老天爷，让这里连续4年红枣近乎绝收。”在场的人都诧异了，怎么还说让我们感谢老天爷，还说绝收是好事？我说：“如果按照全县丰产的状态，全年能生产6亿斤枣，咱不说丰收，就是正常的5亿斤枣，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农民就得天天坐家里骂县长无能，就得去县政府让你们想办法卖枣。所以是老天爷帮了你们，农民只能赖老天爷，只得上龙王庙，上河神庙去拜，却不骂你们，还说县长挺好的，经常来我们村问寒问暖。”所以我说一个高明的县长要知道农业文化遗产是个金饭碗，不能抱着它四处要饭，要打造并利用这一品牌。

我第一次去调研的时候，村里的老人说：“这个戏楼这么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重建一个？”我说：“这个小戏楼拆掉能行吗？”他说：“换个新的不好吗？”等我们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以县老科协和农大团队的名义举办了一台晚会。我在那个晚会上讲话说：“2014年4月29日意大利罗马传来了一个消息，中国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竟然成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世界才31个，泥河沟村的古枣园就是其中一个啊！”

就这么一台晚会，就这么几分钟的讲话，第二天村里不再平静了。早晨4点半钟我去上厕所，一个老汉在那里徘徊。我就问：“老人家这么早，在那里干什么？”他说：“我在等你啊！我差不多一宿没睡觉，我4点钟就到这了，相信你会出来。我要给你讲，我昨天晚上又想起了两个传说。”给我感动的呀！连忙说：“老人家快回去睡觉，到6点还能记起来对不对，我让学生去找您好不好？”那一刻间，我真切感受到那个村庄不是沉寂的，不是死水一潭，是急需要像咱们这样一拨人走到乡村去唤起他们回忆的热情。

现在看到的是第二年他们自发组织的晚会，我们申请了乐施会的资助，还有中国乡村志愿者协会一起帮忙做这件事。第一年我的学生还去表演节目，把他们调研的资料编成剧本。因为在村里采访的任务太重，只是在去武姓祖坟回来的路上试排一遍，所以表演的时候还记不住上场的顺序和台词，只好安排一个指挥对着笔记本说，快，该你了上了。看着孩子们表演村里的故事，看着他们并不专业却投入真情的表现，老百姓都乐得不行！这是村里几十年都没有的事情了。

正是因为这个，我们第二年再去的时候300多个年轻人回到村里来欢迎我们。他们是欢迎，也是解疑：真的能有人会来关心我们的事吗？我们就这么一个破村谁能知道呢？我和学生到那里的时候都不敢下车，因为老百姓已经穿上了他们扭秧歌的盛装，在村口欢迎农大师生的到来。那一刻间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做一个简单的村庄调研工作，而是给人以希望！

陕北秧歌扭起来有一个特别熟悉的曲调，欢快的韵律让每个人听了都很欢喜。但今年一月当我离开泥河沟的时候，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开车送我，又放起这首秧歌乐曲时，我突然间不说话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感，因为那乐曲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首秧歌曲调，而是跟我今年去关注的扶贫，跟我走到了每一个家庭带给我的冲击、一种精神上的冲击、那种贫困却乐观生活并勤于劳作的冲击，紧密连接在一起。虽然那一刻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那是在苦中作乐，那是在贫困中给自己希望的锣鼓声响。

调研中，我听闻了一家又一家的故事，他们在贫困中艰难生活。60多岁的老太太还背50多斤重的大石头，就是为了一天挣一百元钱贴补家用，因为这里的枣已经欠收4年了。这样的事总是让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下乡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记录别人家的事，而是记录我自己的心事。这是他们村民自己组织的晚会。这位82岁的老人家自编快板，大字不识完全凭借头脑记忆，唱泥河沟的历史，夸奖农大的学生。就在那个瞬间，我坐在那里几乎忘却了一切，这山间、这世间好像只有我和这台晚会的存在!

泥河沟村晚会（侯玉峰摄）

五、河南川中乡土教育实验

我再简单说说我在河南辉县所做的工作。

2013年在这里做乡村教育调研时，有一拨年轻的幼儿老师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地方叫侯兆川，据说过去是岳飞练兵打仗的地方。这里集聚了周边十几个村落建立了一个在群山中间的学校——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

我到这里后听到这些年轻人的所思所想，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觉得作为农业大学的老师，我有一种责任推动乡村学校依然发挥传统的功能，不仅仅去教育孩子，还能影响到周边的民众，能给那些留守的奶奶们、妈妈们一个“重新学习”、“终身学习”的机会。

我的这种想法跟幼儿园园长一拍即合。遗憾的是，我的这位同道因为癌症去世，她的心愿是我不得不完成的。每个学期我自己做义工去那里培育这个年轻的团队，去为农民上课，每一次都会收获很多的感动。

川中社区大学义工团队

今年的6月2日就是川中社区大学成立两周年的日子。这两年虽然我的文章写得少，但是我的精神生活异常丰富，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乡里乡亲用最真挚的情感来温暖我的心，有那么多肯于奉献的年轻人在温暖着乡村，我觉得是他们在给我力量。

那些年轻的教师，他们都生活在城里，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她们有的刚刚结婚，有的刚休完产假。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怎么能唤发起他们的教育力量去影响周边的乡村，能不能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在乡村却被关注的感觉。这是我在那里做事的一个愿景。

这些留守妈妈是社区大学的学员，她们原来不会画画，今天却能画出好作品；她们会编手工，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奶奶级别的不会写字，上我的课她要学会写字。有一次一个64岁老人家说：“我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就忘记我去干什么了。从小放过牛捡过柴就是没拿过笔，可是在这里上课我就爱听，每次都不落下课。”我说：“今天咱就开始学写字”。她叫王合月，她怎么写也写不上来，我就在那里把着她的手写。有个学员拍了这张照片，后来还在《教育时报》“一拍”这个网刊上发表了。结果这个年轻学员给我发信息说：“教授，我的作品发了。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流泪了。”我觉得，她记录的是我和这位老人家，但是她有一种成就感，在这里她们对自己有了新认识。她们有烹饪课，还有绘画课、朗诵课、舞蹈课，她们的表现简直超乎想象。

教社大学员学写字（崔飞云摄）

今年6月会出一本《川中社区大学年刊》，到时候一定会回赠给龙额、雀鸟。这样的故事不断地发生着，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村需要”。这是6月2日举办的川中社大周年庆典，也是乡村大舞台。到这个时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都围在这里，这是侯兆川的不眠之夜。

川中社区大学1周年庆典（2015年）

社区大学学员展示自己的作品（2015年）

今年一月份我去上课的时候，幼儿园团队的老师告诉我：“孙老师，咱们今年6月2日两周年庆典还要办一台大型晚会，而且我们有一个想法，明年我们要走进东沙岗，后年走进西沙岗，大后年走进中坪村。从幼儿园的小学员到我们的老学员、爷爷奶奶们齐上阵。”这台晚会老百姓年年都盼望着，但是这帮姑娘们呢，她们演完之后晚饭都不能吃，全都累倒了。当我想到她们如此劳累，每天工作之余要去排练，我都觉得非常心疼。但是半夜12点她们全都起来了，欢悦的心情使她们一宿都没有睡觉，为自己能够完成一件给那么多人带来欢乐的大事。而事实上，她们给学员上课没有分文的报酬，到目前为止完全是奉献，但是她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满足和力量。

2014年5月30日我在给老百姓第一次上课时就明确了一个定位：川中社区大学是什么？第一不是家长学校，第二不是农业技术学校，她是一所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

我的课叫“社大幸福课”。我和他们说，你不要为孩子活，要为自己活。如果现在60岁，起码还有20年的活头呢，要活出你自己的精彩。老太太来上课时我说：“咱俩对口令”，这老太太站起来说：“我们的口号是，忘了”，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过一会，她说：“我想起来了，‘社大幸福课’”。她坐下后非常高兴。

去年夏天有一件最让我感动的事情。郎晓云，是这个班的班长，1980年生人。她说：“我从嫁到了西沙岗之后就觉得，我原来是刨地的，现在还是刨地的。我怀孕生了孩子后，好像得了产后抑郁症，每天像疯了一样，然后我就愤怒，天天和我的老公吵架，我的日子除了围着地转就是围着锅台转，太无望了！我只能把愤怒都发泄在麻将桌上。但是自从有了社区大学，有一个叫做艺术的东西离我那么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变了，我对我孩子的态度变了，我家里的日子都变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她哭泣了。《教育时报》的张红梅副总编跟我对视一下，她一下子也流泪了。然后我说：“社区大学就是一个种子大学，今年只要能有一个晓云这样的，明年也能有一个，这就够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社大能影响你们每一个家庭，能影响周边的十几个村落，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当我回到学校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的孩子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一个学生突然间站起来说：“老师我一定要讲，这不是一所社区大学，这是宗教，分明在昭示一种精神，义工团队在为别人建构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他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那一刻间我有两种欢喜，一个是为我自己做过的工作，一个是为我的学生有如此这般体悟生活的能力。当然，社大并不是宗教场所，与任何宗教毫不沾边，我们只是在帮助别人建构一种生命的价值，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得以提升和延续。

我自己常常感到万幸的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能在乡村里培养一个团队，能够让她们为付出而满足，能够给侯兆川带来不眠之夜，个人价值的体现还有什么能超越于此呢？我哪里是在帮他们，是他们让我在年近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种激情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这本身就是属于我的莫大的幸福。

我们存留乡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案例可能会使我们想到龙额和雀鸟，想到我们身边那么多的村落。我们可以呼唤年轻人回来，但是现实条件是他们回来无法生存。我今天在飞机上想到这里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当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之时，当他们因为生活无奈而暂且忘却故乡的时候，就让我们来为他们守望吧，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一路同行，就在乡土里重新发现你我。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在为别人疗伤，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疗伤，在寻求生命的意义，也许在那一刻间我们才能发现那真切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光。”

如果在那些曾经凋敝的乡村，依然有如此美丽的存在，当某一天有一种生活、有一种精神在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搭车前往，可以栖居停留，因为那里留着我们祖先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乡土!

—— 未完待续 ——

背景及致谢

4月初，我们有幸邀请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教授前往贵州，走访雷山县的雀鸟苗寨和黎平县的龙额侗寨，对文化社在这两个村寨的工作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孙老师此行，还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他答应了我们的不情之请，在抵达贵阳的当天晚上，以“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为题，在贵州大学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在现场，很多人听得如痴如醉——孙氏语言的魅力和思想的光亮交相辉映，如同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精神佳肴，令人再三品匝、回味无穷。原计划2个小时的讲座，3个小时才散场。恋恋不舍的听众踏着月光，一路漫步聊天，把孙老师送回他下榻的禾美小院，又在桔子树下围坐交流，久久不愿离去。

记得刚在文化社订阅号上推送讲座预告和核心提示，就有不少关注乡村发展的同道纷纷私信，要求分享讲座内容。我转告了朋友们的期待后，深受眼疾困扰的孙老师，对录音整理稿进行了仔细修订，授权文化社的微信订阅号全文刊载。

从本期起，我们将分三次连载这篇《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期待孙老师对乡土中国的洞察、在陕西和河南的实践案例、对田野工作的体验与灼见，给更多的研究者和行动者以启发，以力量。

此刻，我想起现场互动时，出差贵州顺道来“蹭”讲座的银杏伙伴裘水妙说：孙老师您真是个浪漫的人。孙老师引用余光中的诗句作答：让我们成为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这是这个时代里最缺失的。如果这种信念真的能让我们在冬日里闻到玫瑰的芳香，说浪漫就浪漫吧！

最后，衷心感谢孙兆霞教授、周恩宇博士、刘源博士、王淞同学等“幕后”支持者和所有到场的朋友们。

愿我们能在冬日里闻到玫瑰的芳香！

李丽

贵州乡土

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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