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中国民族教育》, 2015第2期

从文化定义看文化援疆

目前有一种时髦说法，叫做文化援疆。虽然支援对象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也可以比喻为是所有边疆地区，而各边疆地区的确得到各种支援。不过，从“文化援疆”这个表述看，似乎发达城市拥有“高文化”，边疆拥有“低文化”，“高文化”的持有者以悲悯的心态援助“低文化”的持有者。当然，“高文化”也因此得到彰显，得到二次升华。不过，这里涉及何谓“文化”的定义问题，“文化”的定义不同，对“文化援疆”的理解也不同。人类学家泰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社会所涉及的所有要素组成的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仰、道德、艺术、法律、习俗，以及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1]这比较接近国内旧版大百科全书把“文化”定义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的定义。人类学家中有些把“文化”定义为“社会语法”，遵循“文化语法”可以制造无数“文化句子”，衣食住行千姿百态，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但总归要服从“共同语法”，依照“普遍逻辑”。已故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把“文化”看作“符号系统”或者”意义系统“：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一下的论说试图表明它的效用。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

如果采用格尔茨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符号系统或者意义系统，那么，内地文化和边疆文化就难分伯仲，各有千秋了。即便是按照泰勒的文化定义或者国内过去的文化定义，即无所不包的“复杂系统” 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内地文化的“精神部分”和边疆文化的“精神部分”，也难分伯仲，各有千秋。这样，差别仅在于“物质层面”了。内地有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有对外开放的持久活力，有超级复杂的科层体系和治理体系，这对于边疆来说是难以匹敌，只能望洋兴叹了。所以，与其说是“文化援疆”，不如说是“科技援疆”、“硬件援疆”、“资金援疆”、“政策援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边疆对内地的强大而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援：石油、矿产、木材、水电……。如毛泽东说：“少数民族地区宝贝多”。我们也同样不能忘记边疆地区以慷慨的胸怀接纳了大量内地人口。“借地养民”，“移民实边”，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话语和史实。内地向边疆派出大量文教卫生人才，加速了当地现代型人才的培养，有目共睹；边疆也在方方面面有力支援了内地，也同样有目共睹。

边疆文化有所长

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虽然已显陈旧，人类学主流已经将其抛弃，但在鼓吹文化平等方面，却成就斐然，得到公认的推崇。他认为：

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3]

但凡文化都有它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只要能够满足社会需要，那就是“好文化”，无所谓先进落后。这在殖民主义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新说，代表了公平正义的观点。其实，“边疆”是一个随着时空变化而流动不定的概念。在近代历史上，黑格尔、莱布尼茨等都曾经把中国归入“边疆”，攻击汉字和汉文化。曾几何时，当代中国强大起来，告别了“边疆”，“自立于民族之林”，成为“世界中心”之一。做人贵在反思，文化要有自觉。内地不能应为经济物质强大了，就瞧不起边疆，忘乎所以，忘记了向其他文化学习，忘记了平等交流，互助共生，平等团结。

经济不发达的边疆文化在许多方面并不输给经济发达的城市文化，边疆社会尊老爱幼，风气尚存，形气不失关联，神韵不失活力。如果考虑单向度“城镇化”带来的“礼崩乐坏”，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符号系统、价值系统或者规则体系，那么边疆文化可能优于内地文化。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那么，边疆文化和发达城市文化之间就存在文化互助共生的关系，但不会存在单向度的“文化援疆”，存在的只能说“文化互援”，取长补短，美美与共。发达城市有很多地方要向边疆学习，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他们的生存智慧，他们的相互关爱，他们的眼神，他们的举止，都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拥有深刻的生存智慧和生活哲理。

费孝通先生看到藏民以头撞车、要求活佛摩顶，内心由衷感愧，称他们是虔诚、有理想、值得尊敬的人。[4]目睹那些风尘仆仆、一路磕着长头来还愿的那些信众，感觉到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真诚，享受其中的生命美韵，我们的心弦怎能不被拨动？

边疆文化是一面镜子

边疆文化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我们经历现代性和城市化的路程，反观自己，参悟道理。同样，内地文化也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边疆文化，观此照彼，透视精神。内地和边疆“千灯互照，光光相映”[5]，互为环境，互为结构，互相生成，“美美与共”，境界提升。只有这样的视角，才能帮助我们克服对于他者文化的疑虑，克服对于差异的恐惧，超越”种见“，不再仇外，不再把其他民族和其他群体看作是“威胁”或者“累赘”，学会在差异和矛盾中寻求精神层面的重叠，捕捉价值层面的共识。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拥有“多民族之子”的称号。他拜草原歌王哈扎布为师，随他到家乡锡林郭勒盟大草原，系统地学习蒙古古典长调艺术；他还向其他多位民歌手拜师求艺，包括青海“花儿王”朱仲录和“藏戏之王”扎西顿珠，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传统唱艺“海莱腔”，向维吾尔族歌师阿依木尼莎、尤拉瓦斯汗等学习古典“木卡姆”演唱艺术，他还学习过苗族“飞歌”、撒拉族“拉伊”等等。

我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完全是几十个民族的母亲给我铺上了走进艺术殿堂乃至走向世界的七色长毯。所以，我要孝敬她们，感谢众多民族母亲用生活和艺术的乳汁对我的哺育深情。[6]

在2015年1月4日央视四频道上，胡松华吟诵了这样两句自己创作的诗：“俯首乐为多族子，艺攀高峰报母恩”。胡松华大师用好了边疆文化这面镜子，通过赞美少数民族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境界，成就了自己的功业，“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其实，从人性出发，边疆社会和内地社会的差异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人生几何？美拉尼西亚岛民把人进一步切分为“颗粒”，这些“颗粒”互相依存，不是独立的个体。[7]按照佛教的说法，大千世界，微尘构成，变化无穷，不可言说；但这些“微尘数”互相关联，互不分离，以无尽差异，显现万物万象。这里面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思想：特殊和普遍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同样道理，人称代词“我”在被说出时，具有超越对方的中心性，它“高高在上”，指向在场的“你”。但这仅限于此时此刻，轮到人家说话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你”，“你”就变成了“我”。[8]“我”和“你”，虽互不相同，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结成可分而互相包容的人称代词系统。更加有趣的是，具有主体性的“中心我”，会根据时间地点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我说话的时候，我是“我”；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我”。“我”和“你”在语言和生活中普遍存在，但它们的具体所指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情景来确定，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

 “内地我”面对“边疆你”，“边疆我”面对“内地你”，难免有张扬自己优点、发现对方缺点的本能，若能够学会“你”“我”互换，角色对转，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孰优孰劣，就不大容易说得清楚。

……没有纯粹的理论，理论根植于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不是纯粹的，是交融和不断重组的。……在调查地教与被教是同时发生的，唯有局内理解文化的多样性，才能更好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没有哪个社会是更优秀的，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不同的知识。[9]

“内地我”习惯于俯视“边疆你”，怀着同情或者悲悯之心提供支援，却很少想到“边疆我”自身想要什么。“内地我”也很少想到“边疆你”也是“边疆我”，“内地我”也可以是“内地你”。这个“多元一体”的互指系统被单向度的“内地我”-“边疆你”遮掩起来，失去了交互，没有了对转。“内地我”和“边疆我”应该互相把对方当作镜子，不能再拖延，不能再推迟。边疆文化是一面镜子。

面向内地的新式民族教育

“人类学普及之日，就是国民素质提高之时”。这话虽然有些学科自大，但鉴于国人对于少数民族和边缘底层的漠视和无识，而民族关系现在又变得不那么顺畅，也不得不说了。现代人类学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重描浓写，根据文化相对论，从比较入手，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叠共识。从博厄斯到列维-斯特劳斯，从北美到南非，人类学家一马当先，高举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的旗帜，他们做实验，写文章，开讲座，弘扬公平正义。

以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学家，始终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可强为比拟，亦不可高低排序，它们自成一体，满足各自社会的需要。博厄斯和萨丕尔认为语言、文化和“种族”的边界常常互不重合，例如美国人都说英语，但他们的肤色可以不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说英语，但他们的文化有所不同，等等。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多元文化中存在的不同价值与其说是不同的伦理，不如说是不同的品味：品味不同不等于人家就愚蠢无知或者邪恶。你可以从上面系扣子，也可以从下面。[10]

国民拥有人类学基本知识，就能培养出文化平等观，包容差异，就能够避免我族中心主义，避免极端立场，以平和的心态讨论问题，协商对策，达成妥协，取得共识。

国内以往的民族教育多限于少数民族地区，而且集中在就教育论教育上，无非是“母语教育”、“双语教育”、“汉语教学”，不大重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普及教育，很少涉及自尊、自爱、自信的培养。没有自尊何谈爱国？没有自爱何谈做人？没有自信何谈担当？

我们需要推动一种新式民族教育，这种新式民族教育要重视民族历史文化的普及教育，增加自尊、自爱、自信的教育，除了鼓励本土文化的传承，也要培养顺势发展、吸收外因、自我创新的文化立场。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上述教育，除了在那里普及内地国民接受的通识教育，还要把这种新式民族教育推广普及到内地去，推广普及到都市中来，让所有国民而非仅仅是少数民族都成为受教育者。新式民族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少数民族进入主流社会，培养教育大批少数民族人才，有效传承民族文化，传播现代知识，推动族际互动，互利共生；还要让多数民族熟悉少数民族，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打造社会人伦基础，爱护语言生态，推崇正义理念，善待差异，发现重叠，取得共识。毋庸置疑，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在这个意义上，新式民族教育是双主体的：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是教育和受教育的主体和对象。

余论

以往的民族教育以教育少数民族为主，忘记了少数民族也是老师，非少数民族也是学生。内地的民众大多不了解少数民族，对他们有种种猜想，或者美化、神圣化，或者丑化、妖魔化，总归属于异常，而非正常。因此，一旦出现情况，少数民族很容易被看成是“威胁”、“隐患”或者“累赘”。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当然要导致这样的言语，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民族隔阂、民族矛盾乃至民族冲突。

内地不仅要推广民族教育，民族教育中还要增加或者增强人类学的内容，突出和睦共生的民族生态观，突出公平正义的理念，推广各民族互为环境、互守尊严的共识。人类学进入现代国民通识课程，是十分必要、不可或缺的知识准备，是促进各民族、各人群和睦共生的关键一步。

民族教育中“文化援疆”的口号应改为“文化交流”，内地文化和边疆文化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要改变单向度、自上而下的“支援”立场，浓描内地和边疆互相支援的历史，弘扬各民族互享“微尘”、共有“颗粒”的理念。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有深厚的底蕴，内地的文化有强大的活力，可以结成互助共生的关系，丰富物质，呵护生态，珍惜生命，提升尊严，光光交彻。

[1] Tylor, Edward. 1920 [1871]. PrimitiveCulture. New York: J. P. Putnam’s Sons. Volume 1, page 1.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百度百科：“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http://baike.baidu.com/link?url=WUUwOAIiRpCyqhm-MI7VyL6I-LuousA3ywRCyuCcycBvwFnsjGA3GiIv5w1iUEwp，2015年1月4日登网。

[4]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甘南篇》，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19页

[5]法藏大师对武则天讲《华严经》，为了描述华严无尽缘起的思想，以十玄门解说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其中有一个比方就是“因陀罗网境界门”。说的是帝释天网幢上的串串珠子，每一个珠子互相影射无数的珠子，于是重重无尽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法藏怕武则天听不懂，就利用了当时的“多媒体教育”。在大殿中放十面镜子，点起一千盏灯，一千盏灯通过四面八方镜子的反光，互相交涉就像满天繁星。台湾佛光山根据这个典故，也做了一个具象的因陀网境界，我们在里边漫步，就像处在一个浩瀚的宇宙之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4ed6a801012sah.html,2015年1月4日上网。

[6]四月网，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4c8c275f09c0282bd7a74a79c3933fc23846414565e5ac27541202cec67c6704a8435bfdf041336d457fe98f8dd50a8bb485585c9f5347671df65663a30edec05124b137e02afedc6af0bb8025e5aec5a5d84352ba44747d9781f84d701edd1984033093b1e94d022817adec40728f5a605a953441c65088e6251e0d96f7ad4b3cc73da464&p=c23ec64ad48852ff57e794681e0a&newp=9764c30286cc4baf4bfbc7710f5192694f08d7267dc8914212d493498072&user=baidu&fm=sc&query=%BA%FA%CB%C9%BB%AA%D2%D5%C5%CA%B8%DF%B7%E5%B1%A8%C4%B8%B6%F7&qid=db1f5a3200023a15&p1=1，2015年1月5日登网。

[7] Marilyn Strathern, “One Man and Many Men”,in Maurice Godelier adn Marilyn Strathern eds., Big Men & Great Men: Personifications of Power in Melanesia,pp. 197-2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Emile Benvenist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 pp.224-225. Coral Gable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1971.

[9]【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Michael Herzfeld教授主讲“EngagedAnthropology”，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http://news.fudan.edu.cn/2013/0408/33025.html，2014年4月6日登网。

[10]纳日碧力戈：《格尔茨文化解释的解释（代译序）》，【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