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刊发时略有改动。

导言

中国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起步并不晚，但总体来看并没有受到重视，至少用汉语来书写的有关海外社会的民族志在进入21世纪之前实在是少而又少。这也“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与无奈”，“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当然知道人类学是以世界而非限于国内为田野的”，究此原因，高丙中教授认为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中国人类学家的选择，既包括中国学界获得课题资助能力的限制，又包括“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便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的限制等[1]。但近些年来，这一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早自2002年起高丙中教授就依托他的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多国的比较”，先后资助多名博士研究生到一些国家（或境外地区）进行一年的田野作业，并已完成数部用汉语写就的海外民族志。他曾就海外研究与众多学界同仁沟通，并与之达成一个共识，“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即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为田野。我们学界应该从理论和个案两个方面推进这种转向，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开始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开展以自己的价值和需要而划分的地区研究”[1]。

中国人类学研究把自己学术思考的视角定位于整个世界，用汉语来书写世界社会与文化，是中国人类学界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参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先后在法国里昂做过两次人类学田野调查，一次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一次是博士后期间的研究。

2007年5月，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法”眼看中国：文化想象中的他者研究》），它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借法国人对于中国的文化想象，讨论了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的问题，意即法国人是如何以文化为中介来建构对中国的形象认知的。田野调查的地点在里昂，我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历时近三年。这项研究所瞄准的是法国人的文化实践经验，但这种经验又不完全是其自我文化的经验，而是他们对一种异文化（即中国文化）认知与理解的经验，进而研究法国当地社会的文化实践及其社会文化心理，思考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社会现象与影响。

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无论是在有关法国社会的基本知识，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进一步以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理解法国社会提供了条件。在博士后阶段，我关注的是法国公民社会研究，意在深入法国社会内部，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察公民社会在法国情境中到底是什么样子，以期回应中国目前于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公民社会建设领域内的知识需求，提供人类学视野下个案研究的经验材料。这次田野调查自2007年10月至2008年10年历时一年，后又在2009年6-7月做过两个月的补充调查，地点仍旧是在里昂。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结合自己博士后研究的田野经历，在海外民族志研究如何定位、如何“田野”，如何表述等方面，总结一些体会与想法。

中国人类学研究海外复杂社会与知识生产体系的转向

从起源上看，人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学科，其学科史的延展表明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并没有足够地重视到对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当然这是学科诞生时代的社会背景使然。虽然人类学的起源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且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非西方社会中的部族社会，并因此被烙上了深深的研究“原始”社会的印迹，但早在20世纪初，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界就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已经向西方人类学界展现了，人类学的诸多理论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用于研究复杂的文明社会。人类学家葛迪斯（W. R. Geddes）在对开弦弓村进行再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在序言中他讲到，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他讲这句话的原因恰恰在于，“过去，这种调查多限于原始社会”[2](P267)。另外，弗思（Raymond Firth）也早在20世纪前期就谈到过，“今天的人类学已经不是只研究过去，或只研究文明世界以外的原始社会了。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探讨在欧化影响下的生活领域，甚至研究我们西方社会的制度。”[3](P149)

长期以来，中国同其他非西方社会一样，作为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而如今中国人类学研究进入到海外现代社会研究“他者”，把自己学术思考的视角定位于西方社会，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知识需求，还是就人类学学科的发展而言，都具有时代意义。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类学研究海外社会意味着一种转向，即中国从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这不仅仅是一个对象转换的问题，更是学术主体意识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许多学科的学者充分认识到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经验的重要性，在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层面上，对西方社会的诸多理念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并将之中国化，“但是没有给予必然与这些过程相伴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足够的重视”，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融入，而且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样一种“中国观点”对其自身的调整也是大有裨益的[1]。这也是人类学反思传统的一种学术取向，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后西方时代的人类学回归”。

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有创新的理念，又离不开对既有经验的借鉴。知识界需要关注西方理论，但更需要关注西方的现实生活，并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去了解它所孕育滋长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当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一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在当下的世界格局中，走进其他社会内部，“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对于外国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的知识，就成为国民越来越急迫的需求”[1]。这样一种知识需求，必然地意味着要思考“如何来表述海外社会”的问题，其中西方社会因其特殊的发展历史在中国的海外社会研究趋向中应当占有较大的份量。

我们需要有关海外社会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仅仅局限在对于这些社会理论性知识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社会本身的了解，进行“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这是社会科学领域内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机制的转变，有利于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开始从中国社会的知识需求出发，立足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视野，开展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的知识生产。此外，回应这种需求，还表现在一种寻找所关心的知识话题的主动性上，即“‘我要研究什么就亲自去收集相应的资料’，在独立自主性上和可信性上完全不同于‘我能够找到什么（二手、三手）资料就做什么研究’”[1]。

在我们国家的公民社会建设进程中，关注西方社会并非意味着西方社会是一个范例，而是在其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考察和理解“公民社会”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在理念与实践层面上的社会表征，其公民社会建设的成就并非一定具有借鉴意义，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常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社会的共同的理念是人文价值，而非标准。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社会背景以及特定的知识需求，其标准也非是西方社会所既定的。我们从中国视野出发研究西方，寻找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观念，而非总是依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标准。

这样一种知识需求及其所呼唤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不仅在现实的社会层面上有益，对于中国学术研究本身来说，也表现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其中，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因其学科方法论的优势，在这一转向中，应当走在前头。这也是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在当代的学科使命之一。其实在这样一种知识生产体系的转向中，学术研究工作并非要局限于传统的学科界限，而是应当突出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发展一种跨学科的视野。

此外，还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这一研究转向中的中国文化视野，而非标明所谓的客观性。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态度。照法国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的说法，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者所扮演的角色在观察之过程里面，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了。他所送达出来的图像并非是其中没有了主体之属的客观描述，而是某个人对某样事的一种看法。”[4](P4)

定位：基于中国的知识需求，关注西方“成品社会”的“结构过程”

在上文中，已经涉及了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定位问题。首先就是应当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但是，基于什么样的知识需求呢？“知识”这一概念的外延是十分宽泛的，涉及到多个领域。虽然我们难以界定到底我们需要什么领域或类型的知识，但似乎我们可以在这类知识上做些期望性的限定。

目前中国知识界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都有丰富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但是很多知识大都是以理论的形态被引进的，是一种“成品知识”，尽管在各种理论知识的引介中会有对相关理论成形的背景知识，对于海外社会的介绍也有很多丰富的现实资料，但这些知识更多地是被加工或转述而来的，告诉我们“所以”然，即便是其中有些来自于国人的亲身经历，但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来看，深入海外社会内部而去挖掘其“之所以然”的并不多，比起中国学界的需求来说，还远远不足。而要想真正地了解海外社会，理解异文化，必须得对这些知识的“之所以然”有所了解。就此，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还应当注重剖析西方既有的复杂的“成品知识”与“成品社会”，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展现出其“制造”过程，民族志的描述既要体现出民族志文本从资料搜集至结构成章的基本的研究过程与思路，更要体现出被研究对象成为“整体”的“结构”过程，即要体现出被研究对象何以成为我们所能看到的整体状态，它是如何成形的。

这一想法受启发于费孝通先生。读《师承·补课·治学》一书，看到费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5](P35)这段话不无启发之意。由此想来，人类学民族志的描述应当体现出一个“制造”的过程：一来是要体现出民族志文本从资料搜集至结构成章的基本的研究过程与思路；二来，也是最为重要的，则是要体现出被研究对象成为“整体”的“结构”过程。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的了解，客观地讲，已经比较丰富，但这只是一个对“成品社会”的印象，因为就我们目前的知识获取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社会比较成熟的“成品知识”，大多是上升到理论层次的知识，而无法（或少有作品让我们）看到其内部的社会互动（自我结构），当然，更看不到其“成品”过程的具体历史与情境；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观察其内部的互动，是一种剖析成品的手段，是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经验方式，以便解决“难于学习”的问题，当然，这里的“学习”是一种批判性的取舍过程。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走进西方社会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来获取相关知识，这样才不至于只看到“成品知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社会何以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各自的形态。在有关法国公民社会的研究中，我以社区为切入点，深入到法国社会的内部，从多个层面去考察和理解，法国社会何以成为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整体形象，并以一种过程或思路分析的表达方式，来展现依据我的田野调查而获得的“剖析”而来的有关这一社会的知识。

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应该向读者详细报告研究过程涵盖了哪些部分，不过，在我关于法国公民社会的研究中，我并不想把这一部分内容过于突出地呈现出来，而是尽可能地把我眼中的“社会”以我自己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表述结构本身也就是这样一种“研究过程与安排”的表达。但这种对于研究过程与安排本身的表述，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展示被研究对象成为“整体”的“结构”或“制造”过程是不一样的，前者注重的是民族志调查研究本身的过程，而后者所要表达的是被研究对象的自我结构过程，且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展示出来，而非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来描述。

田野：把握好“宏观的历史、微观的社会”，突出民族志研究的整体感

如上文中所提到的，若要呈现出西方社会成为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成品社会”的“结构过程”，我认为在田野调查的方法上，就应当把握好“宏观的历史、微观的社会”这样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基点；前者强调的是结构，后者则注重情境，把握好对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感，并在全面、深入的调查过程中，逐渐理出一种观察、理解和表述西方（法国）社会的思路。

田野调查中的整体感

在田野中，理解某些社会现象需要认真地去了解它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背景知识虽然不一定最终在民族志文本中把它写出来，但落实在文本中的文字能够明显地表达出是否有这样的关怀，以及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把握程度；文字当中应该表达出一种历史的深度，这样读者在阅读时才能够深刻地去还原一种整体感。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经告诫进行微型调查的人类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切片，不求来龙去脉[6](250)。

另外，在研究、解读当地社会的同时，还应试图将之放进更大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下来考查，并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变迁联系起来。一般而言，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很难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去考察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宏观的变迁，但这并不是做不到的，社会生活中总会存在着这样的线索，在对微观社区的研究中，如若忽视了这样一种层面的关照，是难以真正地介入到被研究对象的内部核心的。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多样的微观情境，只有全面了解这些内容，才能把握好社会中的诸多现象。人类学的田野作业需要扎实地进行，要全面、深刻，有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田野调查中的眼光只盯着这些所要关注的问题本身的社会表征，而是要把所关注的具体问题究深，并将之放进大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这样才能够把握好整体感（这也是整体感的一种维度）。由此，研究者本身就得在田野调查中逐渐地把握好自己对于所研究社会的整体观，也就是说，要想清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些方面来呈现他所研究的社会。所要达到的效果是，让读者看完后，能够通过这些充分展现被研究对象的文字构建出有关这一社会的整体面貌，它不是抽象的，有质感，而且比较全面，是立体的，也是多维的，如同置身在这一社会当中一样，借具体的社区感来实现宏观的整体感。

现代复杂社会的社会化过程永远都是处在快节奏的动态变迁之中的，如何能够把握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始终是我在田野调查中的一个困惑。我逐步意识到借用法国思想家卡斯托里亚底（CorneliusCastoriadis）所提出的“instituté”和“instituant”（其含义分别是指“已被型制的”和“尚在型制中的”）的概念来考察和理解社区生活的变迁是非常有用的。这对概念合在一起，展现了一种关注变迁的视野，其核心所在是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社会事象，其中有的是已经成形的，或者说成为一种制度或是习惯，还有一些是正在慢慢地变成为一种制度或是习惯；还有一层意思便是，任何社会事象都有其历史，并正处在变动的过程中。它让我意识到关注这样的问题，可有助于理解法国社会的“结构”过程。从这一把握动态变迁的视野出发，我们可能会发现公民社会的自身发展，及其核心理念与其具体实践之间的相互型塑，理解在法国当地的情境下，公民社会的结构状态与情境性的表征。如此就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法国经验。西方社会的诸多理念与实践，有着浓厚的政治、经济背景，又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生活基础，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诸多的社会要素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境性表征，没有扎实的民族志文本作为公民社会讨论的资料支持，那么停留在观念上的讨论，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多少是有些空洞的。

在整个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前者，始终困惑我的问题就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做到了对于整体的把握？如何才能做到？以我的经历来看，这种感觉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且深入的调查之后才有的，当我自己认为有了对被研究对象宏观、整体的把握以后，在田野调查中才更有了有的放矢的参与观察，才想着开始动手写一部完整的民族志文本。所谓“宏观”，并不是指从理论和文本意义上来了解这个社会，而是以详细的田野调查经历与民族志材料作为基础，对被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的把握，了解并理解了其一般层面上显著的社会要素，这是理解一个社会所必须的宏观的背景知识；而所谓“整体”，则是指把握了与所要表达的主题相关的诸多民族志要素的各个方面，即便是对某些领域的事象不是特别深入，但至少已经掌握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的线索，这是民族志文本所要详细关注的对象与内容。

如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较之以往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转变，那就是其重点从外显的文化实践转向内隐的文化阐释，也就是说，从客观的行动转向主观的意义，即“客位”（etic）的民族志描述，转向为“主位”(emic)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借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说法，在社会这样“一个符号意义体系”中，“经验背后具有多级的意义结构，它才是民族志的对象”，其实只有把握了这种意义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被研究对象的整体[7](P8)。

“西方”田野的特殊之处

在法国的田野经验让我意识到，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研究西方发达社会时，应当明确地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对象与过去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首先，现代西方社会是高度复杂的，它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的那些部族社会相比，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复杂程度高。发达社会不但规模庞大，且内部有着充满现代理性的、复杂的政治经济体系与法律制度，而人的行为与这一体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们的头脑中，不仅仅有传统的风俗习惯，更有现代社会中的道德与规范。而在传统的简单社会中（此前的经典人类学民族志所呈现给我们的），传统与习俗是跟这个社会或部族、群体中的规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规则被含括（杜蒙［LouisDumont］的概念）进了并不太复杂的习俗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把握整体的社会是比较容易的。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往往选择那些人口较少的部族社会，或者后来逐步延伸到社区、村庄和小镇等，除了当时的知识需求与这些群体有密切的关联（殖民时代的人类学研究迫切需要有关殖民地社会中部族社会的知识，以便于管理殖民地）之外，还有一个技术问题，那便是在这样的微观群体或社区中，人类学者容易把握好被研究对象的整体。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比如，在田野调查中，如若想了解法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既得了解国家法律的相关内容，又必须要了解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中，人们的想法是什么，其在实践层面中的选择又是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这一观念对应着多种形式的“二人世界观”与“共同生活”的组合方式。这一领域内的问题已经比较复杂，它还与其它社会领域相互交错，一起构成整个复杂社会的整体。对于一个外来的人类学研究者而言，把握好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其次，对于一个非西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者来说，面对西方社会的时候往往会感觉到一种“社会势差”，使之时常难以获得良好的合作。换句话说，他能够感觉到田野中其实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的情绪，原因之一便是有些人对之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屑”的态度，其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一个来自于“低等社会”的人何以能够对西方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每每遇上新的报道人，他们往往会非常礼貌地问我对法国社会的什么感兴趣、为何会有如此兴趣，当然谈论这些具体的研究内容或是社会现象，大家都非常津津乐道，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可有时候我却会碰上一些法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读书多、见多识广是自然的事儿（尽管那些对中国有误解，且固执偏见的人，也往往是自以为见多识广的法国知识分子），他们同样会觉着我的研究很有意思，但有时候会在问我对法国社会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之前，问我是做哪方面研究的，当我把“人类学”这个词说出来，摆明了自己的人类学者身份的时候，我明显地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热情退减不少，甚至也会因此而不再为我提供信息。很多人对人类学有些了解，在他们的印象中，人类学就是对于非西方的，所谓的“落后”、甚至是“原始”社会进行研究的学科，而非是针对西方发达社会的。逐渐地我明白了，在他们的意识当中，人类学研究西方社会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如此结论，也是我个人在田野中的某些遭遇使然，并不代表着所有的法国人都会有这样想。至少，前面提到的那些非知识分子群体的法国人，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同时，也有人还会多问我一句，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我的回答也非常简明，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从事法国哲学研究的人，那些法国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我异常热情，愿意为我提供更多的信息，乐于跟我探讨问题。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实现平等的沟通交流，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在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沟通与交流中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便是来自于西方知识界本身，因为他们对于非西方社会知识界参与新的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努力并不是十分认可，什么时候他们能够真正地接受后者参与知识生产的努力，并与之坦诚地对话，真正平等的沟通与交流才有可能实现。

再次，西方社会中存在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进行对话的能力与反馈机制。这种对话的能力表现在，他们有时候会有意识地成为访谈的主导者，比如对研究者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得到回应之前，他们会问“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会这么思考，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问题”等，有时候往往都得先回答这些问题，他们这些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人”才会有兴趣选择是否要回答你的问题，甚至会有意识地反驳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中所透出的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意识形态。在田野调查中，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些人会因为感觉到在我的问题中有可能潜在着对于法国社会非正面的评价而“纠正”我，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对话能力”。

这一社会中本身还有自己的反馈机制，帮助人类学者去回视、反思或补充调查其研究对象的情况。这种反馈机制集中表现在社会中所有的社会与学术信息传播体系中。尽管它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的误解与疏漏，但同样也会因为它而不自觉地陷入被研究对象既有的意识形态中，以至于会丢失掉他应有的那种异文化的立场。在传统的人类学所研究的部族社会中，或许没有这种对话能力和反馈机制，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们培养了这种理性意识与制度。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看起来有些古怪的问题：如果特罗布里恩群岛上今天的土著居民看到了20世纪初马林诺斯基完成的有关其祖先的民族志，他们会做何感想？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居民已经看到了马氏的研究作品。尽管马氏在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进行田野调查时，每天可以观察当地土著人的工作与玩耍，用当地人的语言与之交谈，个人亲自观察，土著人也会亲口向他提供信息，但是我们不知道（至少目前在现有的文献中未能找得到）他是否曾把自己有关当地土著人的看法告诉过后者，如果有的话，那么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另外，在我的田野中总是会有些人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先把我给问个清楚：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什么目的，我又是怎么评价，或者说我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我不曾知晓，当年马氏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是否也遇到过同样的境遇，经常有同样的被“反问”的情况，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有，也不会太多。

表述：基于中国文化视野，尝试建立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表述机制

用汉语书写的海外民族志，应当突出其背后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视野，尝试建构一种用汉语作为载体的有关世界的表述机制，以期让世界了解不同的见解与声音。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积极参与世界知识生产体系转换的重要一步。

中国视野，既表明一种知识需求，也表明一种理解和判断的眼光。在我看来所谓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中的中国视野，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而观察、表述异族社会与文化的学术关怀。处于两种文化之间，如若要声称可以完全理解对方那是不可能的，如若要声称可以完全脱离开自我文化的中心意识，去客观地理解和表述他者，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得明确自己文化书写的立场。中国视野不是一种标准，但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用汉语来书写世界文化，还代表着中国人类学界这样一种努力：借助学术的力量，用中国人的理念去研究世界社会与文化，逐步建立一套中国视野下的有关西方社会的表述机制。“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掌控着学术话语权，这一权力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人文理念的趋向，并几乎淹没了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8]要想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包括中国人类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努力，打破学术话语与知识生产机制中的不平衡状态。

所谓需要尝试着寻找并建立的对于西方社会的表述机制，就我的理解看来，它不但意味着要认识到去观察和了解西方社会的哪些方面，还意味着如何去观察，以及如何表述自己的观察。其实，用中国视野来表述西方，只是现代知识生产机制转型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投向西方社会，还包括长期以来在“东西方”格局之下的非西方社会，它们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于他们的了解。

我们研究西方社会，所持之本当然是去了解和借鉴，最终落实到我们的社会建设中来，这必然地牵涉到海外社会的知识经验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如果在这样一种有关海外社会的知识生产过程中，缺少了中国视野的关注，那么所得的知识就完全是一种对于海外社会的复制品，是缺乏从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与关怀出发而获得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就难以消化。

很明显，与上文中所提到的研究定位与田野方法相对应，汉语写作的海外民族志对其所关注的问题，在表述上要全面、细致，且把握好宏观的主线，还要有微观的细节。于此，应当意识到用汉语来表述人类学海外田野民族志，把不同文化情境中的诸多社会现象描绘出来，做到恰如其分地表述是很难的。毕竟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密切关联的，只有社会自己所拥有的语言才是最好的表达中介；语言规定了人的思考习惯，看待问题的角度，甚至限定了人们讨论问题的范围，学术研究中，能够用精准的语言把被研究对象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表达出来，抓得住其精髓是一种智慧；理解异族文化的社会现象与机制，必须得深入进去，但一旦深入进去以后，理解社会机制的内部核心，可能就不再需要语言作为中介来研究社会了。基于中国文化视野来理解海外社会是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核心，而用汉语来表达田野调查中的见解则又需要一种技巧与知识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作为西方诸多学科表述的对象出现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框架之内的，也就是说，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中国自身，而是西方的社会与学术圈子，尤其是用英语写作的成千上万的有关中国的各类著述，它们建构了一种有关中国的知识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自我表达。与此同时，有关西方社会的知识生产，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是西方的自我表述，这样一种过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体系，因其缺乏非西方世界的声音，缺乏非西方世界视野下的有关西方社会的表述，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交流、相互了解是有害无益的。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着眼于平衡知识生产体系的学术抱负，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将会成为一种推动知识生产平衡的有效手段。

萨义德（Edward Said）所讨论的东方学问题，让我们意识到西方社会有关东方的意识，过于强调了自己的西方视野，以至于当东方从西方这面镜子中来审视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被扭曲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有关东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东方自身的视野并未曾进入到这样一种体系当中，也就是说，西方根本不了解东方自身的视野。而如今我们用中国视野去观察、理解和表述西方社会，还可以让西方社会认识到中国视野是如何来表述他们的，使之将中国视野当一面镜子，重新给自己定位。

这样一种中国视野的重要性，于当下在于它与基于实地的民族志考察这样一种深入西方社会内部的知识生产体制密切相关，成为知识生产的必要手段，直接触及到包容了一切社会要素的社会现实层面，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现的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当然，作为一种学术思考，一种知识生产，这样一种中国视野不能仅仅地局限于“事”，还应当通过学术审视，再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下走出来，让这样一种生产知识逐步理论化，提升其影响力与渗透力。

当然，在这样一种转型中，也要注意不能过于强调中国视野，而造成一叶障目的后果。若此，我们也难以了解到真正的西方社会，在这样的方法下所产生的知识也是很狭隘的。东方学知识在西方社会的流行，已经很明确地表明狭隘的西方视野对于东西方的交流与世界的和谐互动带来的诸多困难，甚至造成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今，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样一种知识生产体系的反思性实践中，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吸收原有的西方社会有关东方知识话语生产中的教训，强调自己的中国视野，但不夸大它，不滥用它，不唯它是用，从中国当下的知识需求出发去观察、理解和表述中国的“他者”社会。

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西学中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本土化意识，一种基于自我知识需求的中国视野。但当时的知识需求与今日不同。今日的知识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与成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深入西方社会的内部，用自己的眼光与思考去寻找第一手的资料，自己建构有关西方社会的知识，它不再只是“舶来品”，而是自己走出海外而建构的知识。

依托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用汉语来书写世界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它有助于去除历史上长久以来因为英语、法语等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而影响世界的西方语言对于世界范围内知识生产与交流的樊篱，甚至说可以突破其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权力关系，展现另外一种人文观念与视野。西方语言的概念化方式及其表达习惯反映出极具西方文化色彩的意识形态，使用这些语言来表达中国观念，局限多多，而尤为重要的是难以突破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用汉语书写世界文化这样一种人类学参与中，尽管人类学者各自的研究充满了与个人知识背景相关的色彩，但其中所透射出来的是汉语所依托的中国文化，它表达了中国视野下的世界民族与社会，让世界了解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看法，只有汉语是最好的表达工具。人类学汉语民族志的读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与世界各地的华人，还包括很多懂汉语的外国人，对于后者来说，阅读过程本身就是他们尽可能地站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下来理解某个社会的一种努力，并有助于他们走出西方学术话语所建构的有关世界各民族与社会的知识图式，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性关怀。

结语

中国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要承认自己中国的文化与知识背景及立场。研究他者社会，从根本上就是要更好地认清自己，无论在民族志文本中是否有比较的文字出现，但研究者头脑中“自我文化”的根基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它潜在地驱使研究者进行一种内在的比较。这是一种自然的和必然的认识过程。其实，在西方“表述中国”的知识机制中，不仅仅散发着一种话语，更是一种权力和力量。在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只有主动去表述，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主体地位。

“用中国视野来表述西方社会”，这是一种时代的知识需要，在当代表现为一种相互的需要，它既表达了中国自己，又表达了其眼中的西方。于是中国而言，它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知识需求，中国需要海外社会，需要有关它们的知识与了解，需要它们的经验；就世界来说，西方社会也需要中国，既需要借中国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自己，又需要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包括世界知识生产体系的更新在内的诸多事务。“中国视野下的世界与西方社会，是世界格局调整的参照之一。”[8]

参考文献：

[1]高丙中.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J]. 中山大学学报, 20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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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金岭. 面对西方社会的“诬解”[J], 社会观察, 2008, (9).

对文中相关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张金岭著《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绪论”部分第一节“汉语海外民族志研究”。（张金岭：《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