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居龙藏（1870-1953）是日本及东亚考古学、人类学的著名开拓者之一。其田野调查的足迹除日本本土外，还遍及内外蒙古、辽东半岛、东北、朝鲜半岛、东西伯利亚、台湾及中国西南等地，著述颇为丰富。这其中，1902-1903年鸟居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被视为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早期人类学调查的重要活动之一。[1]此前学界对鸟居龙藏在中国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活动已有讨论，故本文在此拟专注于鸟居氏的中国西南人类学调查，在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回顾的基础上，就其对中国南方民族分类体系的建构及影响展开若干新的讨论。

一

      鸟居龙藏出生于日本德岛县的一个富裕的烟草商人家庭，小学时即缀学，此后坚持自学成才。从青少年时期开始，鸟居就萌发出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浓厚兴趣。1886年，年方16岁的鸟居加入了成立不久的“东京人类学会”，并开始独立调查其故乡德岛县周边的石器时代遗存；17岁时他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阿波的古坟》等三篇论文，引起了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后被称为日本“人类学之父”的坪井正五郎的注意。1893年，坪井正五郎从欧洲留学归来，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主任，随即邀请年轻的鸟居龙藏前来作他的助手。鸟居进入东京帝大后，除协助坪井整理研究室的标本和处理杂务外，还利用一切闲暇旁听和自修大学相关课程，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894-1895年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方称“日清战争”），清政府战败后除被迫支付巨额赔款外，还将台湾等地割让给了日本。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遣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人类学的教授到台湾调查，坪井便将此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年轻的鸟居龙藏。接受任务后，从1896年至1900年四年间，鸟居先后四次赴台湾，调查了山区各地和兰屿、绿岛等岛屿上的原住民。这期间，他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地学杂志》、《番情研究会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和论文。1900年，鸟居对台湾第四次调查结束后，便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

       鸟居龙藏之所以要去中国调查“苗族”，是因为他对台湾“生番”与大陆的“苗族”间是否具有“人类学上的关系”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首先，鸟居认为台湾“生番”在体质及文化特征上虽然多属于南太平洋诸岛的“印度尼西亚人种”（或称“古南岛语族”），但在调查浊水溪一带的“布农番”(Bunun)、“邹番”(Tsuo)时，鸟居发现“邹番”族群中混杂有与上述人种特征不符的“矮人”，并且当地流传有名为“SaDusou”的小矮人曾居于此地的传说，这使他意识到到这些小矮人可能与大陆的“苗”、“瑶”等“印度支那人种”有着某种关联；其次，台湾的“邹番”（邹族）、“鲸面番”（泰雅族）、“泽利先番”（鲁凯族）、“布农番”（布农族）等原住民中所见的弓箭，不同于传统上使用标枪和盾牌的“印度尼西亚人种”，鸟居因此认为可能是受到来自大陆的影响所致；再次，鸟居在台湾调查时，从发掘出土的石器和贝丘遗址中，发现一些石器的特征与中南半岛出土的石器相似，故鸟居怀疑古南岛语族的人群迁至台湾前，最初的移民可能来自大陆；最后，鸟居对法裔英人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所著《台湾笔记》（Formosa Notes）中认为台湾“鲸面番”（泰雅族）与“苗族”在语言和体质上具有相似性的观点颇认同，感到需要通过实地调查来加以验证。[2]基于以上理由，鸟居龙藏在完成了第四次台湾调查后，便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苗族”，获得批准。 

       1902年7月下旬，鸟居龙藏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习（教员）的官派学者身份从日本横滨港乘船出发，踏上了中国西南的调查之旅。8月6日抵达上海后他雇请了一名通事（翻译）随行，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8月中旬到达武汉。其后鸟居不顾武汉日本领事馆领事的劝阻，雇用了一艘穿梭于沅江的“麻阳船”至湖南岳州（岳阳），接着过洞庭湖至常德，复沿注入洞庭湖的沅江溯流而上。一路上，鸟居一行（除鸟居龙藏和翻译外，还有一名前往云南任职的杨姓官员同行）过桃源、辰州（沅陵）、辰溪、洪江，于10月1日抵黔阳（怀化）。在此鸟居龙藏弃船上岸改行陆路，沿湖广至滇黔驿道经沅州（芷江）、晃州（新晃），于10月5日进入贵州省。

       初入贵州的当天，鸟居就在途中与一名苗族妇女相遇，顿感振奋。此后一行经玉屏、青溪（镇远县青溪镇）抵达贵州东部重镇镇远府城，接着过施秉、黄平、重安、平越（福泉）、黄丝至贵定县。这一路上，鸟居龙藏除观察、记录途中所遇的苗族的体质和风俗外，在重安等地还进入苗寨中调查和拍摄。10月中旬，鸟居龙藏一行抵达贵州省会贵州城（贵阳），接着在贵州武备学堂日本教官的陪同下，转向南行至青岩、定番（惠水）一带调查“仲家苗”、“黑苗”、“白苗”、“青苗”及“打铁苗”。1902年10月底，鸟居一行从贵州城沿湘黔滇驿道经清镇、安平（应为平坝）至安顺。一路上鸟居除考察“花苗”外，还调查了分布在今贵州省平坝县一带的明代汉族移民后裔的“凤头鸡”（现称“屯堡人”，属汉族），在安顺府城周边调查了自称为“蒙”的“青苗”、“花苗”和“白苗”。接着鸟居经镇宁和黄果树瀑布，登上关索岭（关岭）附近的红岩山上考察了镌刻在山崖上的古代神秘文字（现称“红崖天书”），之后翻越关索岭行至郎岱厅城（六枝市郎岱镇，下同）。这期间，鸟居除考察自称明代移民后裔的“里民子”（现称“穿青人”，属“待识别人们共同体”）外，还在郎岱厅城初次与“㑩倮”（注：今彝族，原文为“玀猡”，下同）邂逅，并在官府的帮助下，对附近的“花苗”、“仲家”等进行体质测量和风俗语言调查；此后一行渡过北盘江，经毛口、花贡、亦资孔等地，于1902年11月15日进入云南省平夷县城（富源）。其在贵州境内的旅行调查为时四十余天。

       进入云南后，鸟居龙藏一路经富源、沾益、马龙、杨林（嵩明）等地，于1902年11月23日到达云南府城（昆明）。在这段旅途中，鸟居考察了马龙县附近的回回教（伊斯兰教）寺院和昆明附近板桥一带的“散密㑩倮”（应为现彝族撒梅支系）。此后鸟居于11月26日从云南府城转向南行，经呈贡（今昆明市呈贡区）、路南、弥勒、通海等地，复由通海折向北行经华宁、江川，于12月12日返回云南府城。在这17天的旅行中，鸟居主要考察了各地的“白㑩倮”、“黑㑩倮”、“阿者㑩倮”（应为现彝族阿哲支系）等。稍作停留准备后，鸟居于1902年12月19日从云南府城出发，一行三人（鸟居本人、翻译，一名在贵阳雇佣的厨师）开始了此次行程中最为艰难的“㑩倮”调查之旅。

当时，从云南到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府城向东至曲靖，经沾益及贵州威宁、毕节等地至四川的泸州，此路历史上称为入滇西路，相对通畅安全；另一条是从云南府城北上过富民、武定等县，然后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省，经会理、宁远（西昌）、雅州（雅安）等地至成都。这条道路大部分路段即历史上著名的“灵关道”，不仅道路坎坷难行，并且要穿越“㑩倮”聚居的会理、宁远等地，明代中期以后便因频繁发生掳掠行客货物人口的“夷患”而时常被阻断，然鸟居为调查“蛮族”状况最终选择了此路入川。在从云南进入四川的旅行期间，鸟居除一路考察沿途所见的“㑩倮”外，复在武定县与“花苗”重逢，并与“密岔”（现属彝族）和“傈僳”（今傈僳族）等遭遇。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县后，鸟居一行复经德昌来到“㑩倮”的大本营宁远（西昌）。在这段旅途中，鸟居曾深入到会理城外山中的一个黒彝村落进行调查，并在村中迎来1903年阳历新年；在宁远，鸟居除继续调查“㑩倮”外，还与“古猔”（现属藏族）和“西番”（现分属藏族和普米族）相遇。此后一行经礼州（西昌市礼州镇）、冕宁等地后到达越巂（越西）。这时已进入寒冬季节，他们时而行走在结满冰柱的溪河山谷间，时而冒着狂风暴雪翻山越岭，一路上除考察“黑㑩倮”、“白㑩倮”和“西番”外，还与“水田人”（现属彝族）邂逅，并初次见到来自西藏的僧人；在越巂停留期间，鸟居测量了关押在城内的十余名“㑩倮”男女人质。接着一行经保安、海棠等地，渡过大渡河至清溪（汉源），翻越险峻的大相岭，经过6天的旅行，于1903年1月18日来到汉夷交界的荥经县。在这段旅程中，鸟居主要调查了沿途所遇的“㑩倮”及“西番”的情况。此后鸟居一行进入汉区，经雅州（雅安）、名山、邛州（邛崃）等地，1903年1月23日，在农历新年即将来临的节日气氛中抵达成都，至此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的人类学凿空之旅终于打上了圆满的句符。

       在长达数月的旅行中，鸟居龙藏坚持每天撰写日记，回顾每天走过的路程，描述沿途经过的驿站、城镇或村落，记录所经之处的地质特征、风景、族群与民俗、建筑式样、往来行商、文物古迹、碑刻、民族/族群关系等，并记录下他的感受和思考。鸟居龙藏此次中国西南之行，正是满清政权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动荡时期。鸟居因其官派学者和“外国人”身份，一路上受到了各地官府的接力保护，这是他得以圆满完成此次调查任务的重要条件。如鸟居从常德乘船沿沅江溯流而上时，官府就派遣了一艘“炮舰”，其后又增加了一艘“兵船”一直护送到黔阳上岸为止；从黔阳登陆后，鸟居在随后的陆路旅行中，也一直得到各地官府派遣士兵交替保护。鸟居也深谙各地官员畏惧“外国人”的心理而不时颐指气使。如在云南十八寨（弥勒县虹溪镇）的某黑彝村寨调查时，鸟居欲向村民索取民俗物品，作为交换条件，他答应向官府写信，替关押在县城监牢里的村民求情。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诸如此类的事件，在支那，只要有与之无关的外国人提出申辩，罪责都会得到相当的赦免。”[3] 另一方面，鸟居对民间仇视“外国人”风潮也深怀恐惧。1902年8月15日，就在鸟居抵达武汉当天，湖南省辰州府（沅陵）爆发了“辰州教案”，两名英国传教士被杀。因辰州是此次旅行的必经之地，消息传来，日本驻武汉领事馆官员力劝鸟居龙藏放弃此次旅行。然鸟居坚持出行，但为防万一，他预备了剃刀和僧侣服装，准备随时改装成和尚。其后的沿途虽得到各地官府的保护，鸟居也戴上假发，穿汉服，但仍不时遇到民众的仇视和诅咒。可以说，鸟居所著《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中国》一书不仅是一本人类学的调查日志，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晚清政权积弱不堪之时代场景。

二

       鸟居龙藏是近代东亚人类学、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一生的研究生涯中，足迹遍及东亚各地，涉猎广泛而自成一体。其中20世纪初叶鸟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在他整个研究生涯中属于早期研究活动，同时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涉足中国西南。但这次调查却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人类学的学术史上看，鸟居龙藏的此次调查，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西南地区展开的最初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活动之一。19世纪末期，此前一直较为闭塞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成为英、法等列强的渗透之地。一些西方传教士或外交官等陆续进入这一区域进行传教或考察；在鸟居之前，英国外交人员巴伯（C.Baber）、霍斯（A.Hosie）等都在大致相同的路线上对苗、㑩倮等进行过调查。[4]然而，严格意义上的、真正以“民族”为调查对象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可以说是从鸟居龙藏才真正开始的。在调查前，鸟居就精心准备，预先设定了五个方面的内容：1）体质测量：主要测量各民族的身高及身体各部位的尺寸、观察身体的外部特征，如头发、眼睛、皮肤等的形状及颜色等；2）语言调查：调查和搜集各民族的语言及词汇；3）习俗调查：考察各地各民族的服饰、建筑、传说等并搜集部分民俗文物携带回国；4）考古调查：访寻各地古迹及遗物，并搜集部分出土文物；5）摄影：利用摄影器材作为上述四项调查内容的辅助手段，拍摄各地各民族的照片。[5]

       调查旅途中每到一地，鸟居都尽可能地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采集当地的少数民族男女的体质特征数据、进行风俗调查、拍摄照片等。在旅途中，每当遇到过往的少数民族，鸟居都要仔细观察其外貌特征、衣服首饰，询问其风俗语言等。此外鸟居还十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搜集，每到一处都会通过官府借阅、购买或抄录。因此从结果上看，鸟居自身也颇满足于他此次调查的成果。回国后，除出版《苗族调查报告》（1907）和《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中国》（1926）两本专著外，鸟居龙藏还在《东京人类学学会杂志》、《官报》、《地学杂志》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20多篇有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论文及报告。[6]这其中，《苗族调查报告》1936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民族学家江应梁为此发表了长篇书评给予高度评价。[7]1947年，凌纯声、芮逸夫所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出版，书中自陈系对此前鸟居龙藏未能涉足的湘西苗族的一次补充性调查。[8]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鸟居也发表专文评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将其视为《苗族调查报告》的姊妹篇。[9]1980年代以后，鸟居龙藏在东亚的一系列调查活动又重新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有多篇论文发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回顾与评述。[10]其中贵州民族研究所黄才贵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出版了《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一书，对鸟居龙藏的此次西南中调查，以贵州为中心进行了较为全面回顾与总结。[11]2009年，贵州大学出版社又重版了《苗族调查报告》一书。

       其次，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调查，其初衷虽是以“苗族”为重点，但实际上从1902年10月5日进入贵州，至1903年1月23日抵达四川省成都为止，在这三个多月的旅途调查中，他对“苗族”的调查自抵达贵州省的郎岱厅城（六枝市郎岱镇）后就基本结束，大约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也可以说，鸟居对“苗族”调查基本是局限在贵州省境内。如从镇远到贵定，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苗族黔东方言的“黑苗”支系，到贵定后进入西部方言的“白苗”分布区域。抵达贵阳后，鸟居转向南行，至青岩和八番（应为定番，现惠水）一带调查了主要属现苗语西部方言的“青苗”、“白苗”、“打铁苗”，以及“仲家”（布依族）；到安顺后，鸟居调查了当地的“白苗”和“花苗”等。此后一行到达郎岱厅城后，鸟居龙藏初次与“㑩倮”相遇，这时鸟居就敏锐地注意到他们与此前的“苗族”在体质和文化上的明显差异，进而提出以郎岱厅城为界“㑩倮”与“苗族”在地理空间上所呈现的分布特征，即郎岱以东主要是“苗族”分布地域，以西则进入“㑩倮”为主分布的区域。进入云南后，鸟居一路所遇的大多是今天属彝族的各亚支系的“㑩倮”，如“散密㑩倮”、“白㑩倮”、“黑㑩倮”、“阿者猡猓”等；接着从云南至四川的旅途中，鸟居进入彝族分布的腹心地带，除“黑㑩倮”、“白㑩倮”外，又与“傈僳”、“西番”、“水田”、“古猔”等彝语支各族相遇。回到日本后，鸟居除了向校方提交《苗族调查报告》作为结题报告外，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㑩倮”的研究论文，并曾计划撰写一本有关“㑩倮”的专著，然最终未能实现。基于此次调查，其后鸟居龙藏撰写出版的两部专著都各具特点，如《苗族调查报告》一书曾以其严谨的书写范式被中日两国学者视为民族志调查的范本；相比之下，其日记体的《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中国》则以丰富的资料性见长，书中大量有关“㑩倮”等民族的记述，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上述鸟居未能撰写“㑩倮”专著的遗憾。

       第三，鸟居龙藏是最早将摄影手段应用于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他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成为了解百余年前中国西南社会及民族状况的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

       鸟居龙藏是近代以来东亚第一个使用摄影手段辅助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1896年，鸟居在台湾调查中首次使用摄影器材拍摄各地的“生番”。其后在中国西南调查中，鸟居龙藏共拍摄了400多张照片。其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1907）一书中收录了90张以“苗族”为主题的照片，基本都是在贵州境内拍摄的。但他在云南、四川各地拍摄的“㑩倮”等族的照片却一直未有机会公开发表。这些玻璃干板底片一直保存在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资料馆内，毁损严重。1988年-1989年间，东京大学组织专家进行了整理，共修复了两千张照片，其中确认鸟居龙藏拍摄的有1357张，与中国西南有关的照片有203张，近半数未曾公开发表过。这些未公开的照片中就包括了在贵州、云南、四川各地拍摄的“㑩倮”、“散密㑩倮”、“里民子”等的图像，现可通过网络进入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资料馆查阅和下载。[12]

       其四，鸟居龙藏的此次西南调查及成果，作为近代人类学研究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最初展开，不仅对中国人类学的影响甚巨，并且对战后日本兴起的比较文化和日本民族起源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人类学调查，从动机上看，最初系因他怀疑台湾“生番”与中国大陆“苗族”间具有某种体质或文化上的渊源关系而促成的。但从结果上看，对两者间的关系鸟居自身最终也未得出结论，但却反而促使他开始思考中国西南诸族与日本民族起源的关系问题。[13]其后，鸟居在《史前的日本》（1918年初版，1925年修订版）中提出日本文化复合论观点，将“虾夷”（阿依努人）、“北方系日本人”、“印度尼西亚族”、“印度支那族”视为构成日本民族的几大要素。其中“印度支那族”所指的即为华南汉族进入以前的“苗族”，文化上以铜铎、稻米、麻草鞋、木屐、横穴墓、杆栏建筑及神话传说等为特征；该书还列出“苗与猡猓”一章，介绍西南中国各族的文化风俗，并指出其中的蜡染法、纹样及建筑式样等与日本的关系。[14]上述鸟居的有关中国西南民族文化与日本民族形成及文化起源的关系之议论，其后虽经学者的不断修正，然对战后日本的比较文化研究，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兴起的探讨日本民族复合起源的 “照叶树林文化圈”学说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五，此次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尽管是鸟居龙藏一生中唯一一次涉足到中国西南，但却促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两个重要转变：

       首先，此前西方学者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很少有文字记录的所谓的野蛮社会。即使是鸟居龙藏本人，最初他对台湾山区原住民的调查中也很少涉足到相关的文献记录。然而在对中国西南调查作准备期间，鸟居接触到大量有关西南各族记录的汉文典籍，由此深感文献资料的重要性。随后展开的调查中他也把搜集文献资料视为一项重要内容。“我每到一地，对所需书籍，或求购、或从府、县衙门等处借来，有时几乎是彻夜抄录。因此我旅行所经过的州、县等所需的有关书籍、地图类等大致都已搜集到手”。 [15]在其后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鸟居还专门辟出一章进行文献综述。因此也可以说，强调把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影响不仅只局限于鸟居个人的研究，其后也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其次，这次中国西南之行还促成了鸟居龙藏由体质特征向文化风俗研究的重要转变。由于中国西南各非汉族群的文化早已超出“种族”框架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复杂样态，这使得鸟居对以往以体质特征作为界定“民族”的标准产生怀疑，从此他开始转向以各民族文化习俗为重点的研究。1913年（大正二年），鸟居发表了题为《把人类学和人种学(或民族学)分开》的论文，提出应将广义上的人类学分成“第一部”与“第二部”两部分。所谓的“第一部”指的是将人类和灵长目动物进行比较的研究，属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第二部”则应侧重于人种系谱和历史文化等的研究，包含了人种、语言、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以及文物古迹等内容。鸟居晚年对此曾回顾道：“从明治35年秋至36年春之间（1902年至1903年）,我在调查中国西南部的苗族时, 突然感觉到第二部非常必要。于是, 以我的天职开始意识到对第二部必须尽力去工作。”[16] 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类学往往以体质特征来划分“民族”的时代，鸟居龙藏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其局限性而开始关注研究各民族的文化习俗，这无疑具有前瞻性而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学者。

三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殖民主义扩张，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研究“异文化”为主要对象的人文社会学科也发展起来。日本的民族学/人类学大约早于中国30年从西方引入，其后在日本构建近代学科体系和展开殖民扩张的这一双重需求的刺激下得到迅速发展。[17]作为近代日本人类学开拓者之一的鸟居龙藏，他早期在中国辽东半岛和台湾的调查研究，以及后来对朝鲜半岛、千岛群岛、库页岛、蒙古等地的调查，都与日本的殖民主义扩张活动有密切的关系。鸟居自身也常接受官方的委托调查，所到之处也常得到各地日军的配合和保护。相比之下，鸟居的此次中国西南调查的动机可以说主要来自他自身的学术兴趣，但仍然是以对台湾“生番”进行延伸调查为理由才得到批准的。因此鸟居龙藏的人类学研究，无论是从主观或客观上看，其与日本殖民主义政策有密切关系是毋须讳言的事实。

       但另一方面，这时期日本依照西方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人类学及“东洋学”，事实上也成为中国“种族”言说兴起中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如鸟居龙藏编写的《人种志》（1902）一书及《从人种学上看亚细亚住民》（1904）等论文，在出版或发表后不到一年就被译成中文。[18]在《人种志》中，鸟居龙藏认为汉族祖先来自帕米尔高原以东的昆仑山一带，后迁移到黄河和长江流域。汉族进入中原前，原先的土著民族即为 “苗族”，后受汉族的压迫驱赶，仅部分余存于云南、贵州一带。[19]1903年初，鸟居龙藏结束中国西南调查回到日本后，当年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等刊物上密集发表了《关于苗族与㑩倮》、《人类学调查报告（清国西南部）》等8篇有关中国西南民族的论文，其后又陆续发表了近20篇（部）相关著述与论文。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涉及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人种特征、历史、语言、风俗习惯、器物及生存现状等诸方面内容。他这期间密集发表的有关中国西南民族的调查成果，引起了当时正热衷于“种族”言说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如1903年6月《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署名观云（蒋智由）的《中国上古旧民族之史影》之论文，除引述了日人田能村梅士的关于苗族古代文明先于汉族的观点外，还特别提到了鸟居龙藏的此次中国西南之行：“近日本人鸟居龙藏氏，调查扬子江西南之蛮族，其调查之区域，为湖南之一部分，贵州之全体，云南之东部，四川之西南部”，并进而介绍了鸟居龙藏的此次调查的内容和部分苗语词汇。[20]从时间上看，这篇文章有关苗族分布及现状的介绍与鸟居龙藏同年5月5日发表在《官报》上的《人類学上取調報告（清国西南部）》一文内容几乎同出一辙，二者发表的时间相距不到一个月。[21]此外，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对历史上的中国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最初的分类，其中也提及鸟居龙藏的此次调查，并直接引用了他《支那苗族之地理学的分布及其现状》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的分类观点，有关这一问题，将在以下继续讨论。

       上述的鸟居氏的中国西南调查之所以引起在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是和“苗族”在当时“种族”言说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有关的。自1898年严复推出《天演论》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种族进化思想流行一时。以法裔英藉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提倡的中国汉民族源自西亚的“巴比伦说”为代表的“汉族西来说”曾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而汉族入主中原以前的“土著民族”普遍认为就是“苗族”。其后在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围绕“排满”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苗族”也深陷其中，如这时期章太炎发表的《定复仇是非》（1907）、《排满平议论》（1908），主要就是针对“汉族排满”与“苗族排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的辩驳。[22]然而这时期人们虽然热衷于谈论“苗族”并构建起其作为中国最古老民族的形象，但内涵上仍然指的是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并且对他们的生存现状或文化习俗等都缺乏了解。[23]从这一意义上看，鸟居此次西南中国之行无疑弥补了当时中国学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缺陷，并且通过他们，由鸟居确立的中国西南的新的“民族”分类体系也影响到其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民国年间以后，在学术研究乃至政治话语层面上，对中国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不再单称为“苗”而逐渐改称“苗夷”或“夷苗”。这不能不说与此前鸟居龙藏提出的应将“苗”与“㑩倮”（夷）视为两大不同“民族”集团的主张有关。

       以往汉文献多将“㑩倮”置于“苗种”框架内分类和表述，但鸟居龙藏在调查中发现，“㑩倮”不仅体质上与“苗族”差别甚大，而且在语言、建筑形式及风俗等方面都明显不同，由此他认为应将“苗族”与“㑩倮”（“夷”）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调查结束回国后，鸟居龙藏除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并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外，还发表了《清国云南猡猓调查》（1903）、《猡猓的文字》（1903）、《关于苗族与猡猓》（1903）、《人类学上的调查报告（清国西南部）》（1905）、《猡猓的神话》（1905）、《猡猓种族的体质》（1907）等多篇论文，专门介绍了分布在云南、四川一带的西南各地的“猡猓”或“夷族”，即现今属彝族各支系的情况。在这些论述中，鸟居龙藏首先从体质上的差别出发，加上语言、民俗等诸方面的要素，主张应将过去归类于“苗种”中的“㑩倮”区分出来，视为与“苗族”不同的两个“民族”。那么，鸟居龙藏观察到的“苗族”与“㑩倮”两者间的差异究竟表现在那些方面呢？总的看来，各地的“㑩倮”普遍身材高大，皮肤多呈褐色，而“苗族”体质上与日本人相似，身材矮小，身长腿短，上身无体毛；在居住形式上，“苗族”多为两层木结构的杆栏式建筑，上为寝室及储藏间，下层则蓄养牲畜和厕所。相比之下各地“㑩倮”的房屋多为呈四方形的泥土建筑，寝室、厨房和蓄养牲畜的房间均在同层的不同隔间内，屋顶呈平面结构，架上梯子可用作晾晒谷物或供儿童游玩的场所；此外在语言、服饰等方面，两者都有明显的区别。

       鸟居龙藏上述把“苗”、“夷”分为两个不同民族的观点，梁启超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一文中深表赞同。其云：“畴昔学者往往以猡猓为苗之别种，而云贵人久与相习者皆能言其异点。近者日人鸟居龙藏实历调查，益言其间划然为一鸿沟。两族世为仇雠，竞争至今尚剧。㑩倮所居之地域则自云南全部至四川之会理州、宁远府（西昌），皆极盛；东北至嘉定（乐山、犍为等地）、叙州（叙永）亦间有焉。南则散及安南（越南）之东京（河内），东则至贵州之安顺府止焉。而滇黔交界地，即毕节、威宁、镇雄、昭通间，实苗㑩冲突之烧点也。其言此两族骨骼上、习俗上、文明上皆有绝异之处，文多不具征。（原注：其文题曰支那苗族之地理学的分布及其现状，见地理学杂志第百七十四卷）”[24]

     梁启超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与《新史学》（1902）等文被视为最早奠定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体系的重要文献之一。[25]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见于文献记载的非汉族群进行甄别和区分，分为“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附蜑族）”、“百濮族”等八组。这其中在“苗蛮族”条下，梁在介绍贵州苗族时特别注明：“据日本人鸟居龙藏说。鸟居尝探险于苗疆二年（原文如此）有奇，归而著书甚富”；接着在“百濮族”条下又引用了上述鸟居龙藏关于“苗”与“㑩倮”分属不同民族的观点。

       始于鸟居龙藏对中国西南民族的这一分类，大约进入1930年代以后，官方及学者对中国西南非汉族群的表述中，就不再称“苗”而统称为“苗夷民族”或“夷苗民族”。如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制定了《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发往西南各省，其第112号咨文中称：“查我西南各省，苗夷杂处，种族甚多，（中略）对于苗夷民族各项情况，实有深切明了之必要。”[26]1940年代初期，吴泽霖、陈国钧所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中，一方面认为“苗”、“夷”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但同时又将其统括为“苗夷族”或“苗夷民族”，其分布范围包括贵州、云南、四川、西康、湖南、广西、广东诸省，事实上正好与过去“苗”指称范围吻合在一起。[26]其后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出身的“苗夷”知识分子梁聚五在所著《苗夷民族发展史》中，则把“苗夷民族”想象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而将其外延从中国南方非汉族群扩展到东南亚越南、缅甸和泰国一带。[27]

      其次，鸟居龙藏认为“苗族”应划分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将真正的“纯苗”限定在“狭义的苗族”范畴内。他的这一区分对后世影响巨大，事实上奠定了今天的苗族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基础。

       在鸟居龙藏对“苗族”进行实地调查前，当时人们所理解的“苗族”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其指称范围大致相当于以往的“南蛮”，基本上是把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都涵盖在内。就鸟居自身而言，他最初也是把“苗族”视为一个“种族”群体而非现今文化意义上的民族集团。1907年，鸟居龙藏出版的《苗族调查报告》一书，首次提出应将“苗族”区别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这两个范畴，前者基本上沿袭传统上将中国南方几乎所有非汉族群，如壮、侗、瑶、㑩倮（彝族）等泛称为“苗”的习惯称谓，后者则将“黑苗”、“红苗”、“青苗”、“花苗”、“白苗”、“打铁苗”以及“仲家苗”（现布依族）界定为真正的“纯苗”，并指出上述不同支系的“纯苗”地理分布范围。[28]鸟居龙藏提出的“广义的苗族”与“狭义的苗族”这一二分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他的根据从何而来？除言明：“凡与彼等接近者，莫不知之”外看不到进一步的解释。即使鸟居自身对“苗族”的表述上有时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真正的“苗族”应只限于上述“纯苗”之范围，但另一方面他又将“苗族”视为南亚大陆上“三大基础人种”之一，事实上又是站在“广义的苗族”立场上展开的。[29]进入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受鸟居龙藏上述区分的影响，在涉及到有关“苗族”问题之际，也出现“广义的苗族”与“狭义的苗族”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现象。前者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等著述采纳的是传统的“广义的苗族”之范畴，与之相对，林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47）以及吴泽霖、陈国钧、刘锡蕃等则继承了鸟居的界定，将“苗族”限定在“纯苗”之范围内。以至于学者们在探讨与“苗族”有关的问题之际，都要预先对“苗族”进行一番各自理解的界定后才能进入主题。[30]但无论怎样，由鸟居龙藏首先提起的“狭义的苗族”之范畴，从结果上看，除“仲家”外后来被识别为布依族外基本上奠定了现今苗族的外延“边界”。从这一意义上说，鸟居龙藏此次中国西南的民族调查之旅，其成果不仅对中日两国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也间接地参与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他者建构”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