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民族研究》杂志公众号（民族研究ENS）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全文”可下载PDF全文。

杨圣敏

（作者：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号召我们要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现代意义的民族学社会学都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舶来的学科。一百多年来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已有很大的发展，但距离国际舞台的中央还有不小的距离。如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社会学学科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一批学界前辈曾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当年形成的共识，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一份69年前的会议记录

民族学社会学自20世纪之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一百年来，道路坎坷，几度兴衰。学科兴衰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直是学科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过去的回答多从客观的社会环境找原因。主观上是否有需要反思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69年前一次会议的披露和分析，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部队已进驻位于西郊的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周围。元月10日，解放军军管会正式接管了两校。在这个旧制度在全中国迅速土崩瓦解、新中国喷薄欲出的历史性时刻，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界如何跟上新的形势，是亟须学界认真考虑的问题。1949年6月10日，在燕京大学燕东园（即在时任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的林耀华教授家中），举办了当时在北平的几乎所有著名民族学社会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主题是检讨学科过去几十年的成败得失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

迄今为止，在有关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历史的著述中，都不见这次会议的记载。事实上，在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这是一次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重点从学界自己的主观原因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不受社会重视的原因。会议记录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民族学社会学界精英的思想和动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件。不久前，我们有幸得到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原件。本文首次对此进行全文披露，并结合当时学科和社会背景，对会议记录的内容予以注释和分析。庶几可以帮助大家对此后不久，即解放初期和20世纪50－60年代学界的动向、政府的有关政策和学界精英的表现，以及民族学发展道路上的坎坷，有些许不同于以往的，更客观的理解和评价。以下就是这件尘封了多年的会议记录全文：

座谈会共分三部分讨论：首先检讨社会学过去发展之情形，复次讨论解放后新形势对于社会学的影响，最后初步交换关于社会学、社会科学今后发展途径之意见。

（一）社会学之过去：

中国社会学系由英美介绍移植而来。因沿袭英美改良主义的社会学学说，具有保守倾向。因着重实际接近群众，带有进步趋向。社会学者具有综合的观点，并能接近民众；因此在研究社会现象上，比较旧社会下其他部门的社会科学者观察为深刻。社会学者提倡社会调查，实地研究，在学术界中创导实事求是看重实际的作风；并在介绍多种研究方法技术（如统计法，历史法，个案法，人类学法等）都略有贡献。但由于客观环境限制，一受反动政权的压迫，二受社会学者本身训练阶级出身的影响，社会学者不敢反抗旧统治者，以小资产阶级立场研究中国社会。研究结果既不为劳动大众服务，亦未为统治者所重视，虽有求“客观”之名，但尽“逃避现实”或“直接间接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之实。以至数十年来社会学未能担当发挥其应有之职能，对于中国社会之实际的贡献极少。

（二）解放后新形势对于社会学的影响：

解放以后社会科学基本性质改变，在社会建设之中处处需要能付诸实践之社会科学之应用，给社会科学造成了广大发展的可能和良机。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加强，社会科学所担当之责任因是加重。同人等感于过去研究观点缺乏动的发展的辩证的看法，在立场上未能坚决站在新兴阶级立场研究，是过去数十年来社会学贡献功效极少的基本原因。因此今后愿学习采取马列主义观点立场方法，适应社会需要，针对中国实际问题之解决，谋求社会学之发展。同时发展研究工作，及培养训练具有解决实际社会问题能力之学生，务使研究结果能切合实际，以备政府参考采纳付诸实践。

（三）社会学系之将来：

同人等以为由于社会性质之改变，社会科学之作用及性质亦变。过去社会科学分门别类，彼此互相对立之状态，允宜打破。因是，社会学系亦无妨取消而将原有法学院各系重新分组。在广阔基础之上，谋求精深发展。关于具体各组究应如何划分，尚待继续研究。举例言之：似可有理论政策组，都市工作组，工商管理组，边疆工作组……要之其精神在环绕中心实际问题，配备原有各校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人才就实际问题之认识及解决，谋求理论之发展并训练能担当实际问题解决责任之人才。

同人等初步意见大致如上，特检附结果一份请予指导批评。

解放前，中国高校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专业多设于社会学系内，而且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并没有清楚的划界，往往被统称为社会学。特别是民族学与人类学，仅是翻译之名称不同而已，实际上是一个学科，早已是学者们的共识。当时座谈会上的这些学者们也是如此认识，所以会议记录上说的社会学，实质上包括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次座谈会也可以说是民族学社会学界的一次重要座谈会。

记录稿中清楚地陈述了他们当时对旧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总体评价：这几个学科的理论完全沿袭西方，而且学者们的出身、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是以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研究中国社会，主张的是改良而非革命；这几个学科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主张实地研究，着重实际，比旧社会其他社会科学更能接近基层群众，因此其研究方法相对来说有优势，但这个优势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未能发挥出来；在旧中国，这几个学科的学者们既不敢反抗旧统治者，又不能为劳动大众服务，其研究不敢触动中国社会中最核心和最尖锐的问题，避重就轻，脱离实际，对社会的贡献很小，结果是这几个学科在社会大众和统治者眼中都不受重视。

笔者认为，前辈学者们的这些总结和评价是合乎实际和中肯的。以下，本文分两个部分就他们的总结和评价给以简要的注释与分析，以帮助读者对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对旧民族学社会学界的认识

（一）沿袭英美改良主义学说

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都移植自西方，而西方的民族学历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西方传统民族学两大体系。在国际学界，西方传统民族学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这两者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研究往往是互相借鉴甚至是共享的。但由于在政治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不同，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解释上，双方一直有鲜明的差别。

从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主张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推翻旧社会制度。而西方主流的民族学则主要从微观、中观角度对社会文化开展调查研究，较少从宏观角度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探讨，不主张社会革命。这导致很多西方学者偏向于比较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在政治上，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虽然有所批评并有改良的要求，但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

从世界观上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也就是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当时，欧洲人普遍接受人类“超自然起源说”，认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制度都起源于神的创造，并将其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所主张的进化论问世以后，主张人类社会自然起源的观点迅速传播，进化论支撑了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物质的生产，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西方多数学者在对所研究的社会和民族文化进行特点解释和理论分析时，往往将人的本性、人的思想意识和各种观念视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法律、社会制度视为人的本性和思想意识的产物，认为这是固有的、不可变的。因此，他们认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不能否定、不能推翻。如，曾在西方民族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功能学派主张，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文化，是由社会上各个个体的生理（通过心理）所决定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功能的总和。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某种平衡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不能加以破坏的。在旧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界，多数学者都接受功能主义并运用之从事研究。他们在世界观上是与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脉相承的。当时，即便是著名的“左派教授”费孝通先生，也不接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1934年他在文章中写道：“社会进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运行原则，更不是做人时需常备的一种信仰……从斯宾塞一直到马克思和他的信徒，非但把它认为天经地义，探取宇宙的钥匙，而且根据这信仰来决定个人的行为……有人说社会由坏的进化到好的，这种价值观因为缺少客观的标准，所以在科学中很难说，我们最好留给社会哲学家去讨论吧。”可见，旧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是全盘照搬了西方主流的民族学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即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和世界观。

在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主流的民族学并无区别。但在指导性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即阶级冲突分析法、社会历史分析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法、自然环境与物质环境分析法等唯物主义的方法。这些科学方法为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指南，也是与西方主流民族学不同之处。从以上简要介绍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看，旧中国民族学界属于西方主流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着明显区别。

（二）学科的起落兴衰与社会贡献

一个学科的发展前景，与她在社会中的功用、她的社会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如果学者们不能自觉地将这个学科的研究与时代的主题紧密相连，如果不能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所贡献，学科就会难以在中国生根和成长。如今，当我们翻阅旧中国数十年间，民族学社会学界的研究，尽管成果颇丰，而且从学术水平上看，多有精彩的篇章，至今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但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研究的主题都回避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问题。

19世纪晚期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开始向西方学习各种改良社会的新思想，民族学社会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方传入的。

在民国之初至20世纪30年代，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国内军阀间的兵连祸结，致使民不聊生，国家分裂。面对日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混乱的社会局势，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却少有直接针对时弊和统治者的分析与批判。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之间的斗争成为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核心问题。但作为以研究社会和文化为己任的民族学社会学界，此时却几乎全体地回避了这个现实，避重就轻，完全避免对这些问题的介入，几乎见不到有关的研究成果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多数学者对学术研究应用于中国社会之改造的意识尚无共识，有人甚至对此比较淡漠。各高校中的社会学、民族学系在课堂上都将重点放在介绍来自西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多数研究模仿西方学界传统上关注的那些论题做比较单纯的理论分析，读者不多，社会影响很小。即便是在学术界，多数人也不知道民族学、人类学为何物。所以，直至1936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还感叹说：“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在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使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界与其他学界一样惊醒，遂全力投入到这场全民族的斗争中，围绕抗日救亡重点开展了边疆民族研究，从而推动民族学社会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中国边疆危机。加强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研究，已成为救亡抗日的需要。加上当时东部沿海各省相继沦陷，高等院校大规模向西部和边疆地区转移，边政学一时兴起，使得民族学社会学家们也随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至当时有人说，人类学民族学在西方是研究异域的“蛮族学”，在中国则是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学问。抗战时期吴文藻在论述边政问题研究的《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指出，边疆包括了“政治边疆”和“文化边疆”两个概念，民族学人类学就是要促进文化边疆的研究，推动边疆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内地在文化上的融合统一。此后，中国的民族学更多地卷入了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这种偏重从此形成了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民族学界沿袭下来并一直保持至今。

抗战时期民族学社会学界研究重点的西移，既开拓了西部少数民族研究的新领域，也为巩固边疆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以民族、国家核心利益为重点，围绕社会核心焦点问题开展专业研究的做法，却没有在抗战后继续保持下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民族学社会学界的学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一样，需要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做出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到了1948年，国民党的颓势已经明朗，半数以上的民族学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都相继站到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队伍之中。费孝通为此还曾遭到当局的恐吓而躲入美国使馆。在全国解放前夕，他曾在西南联大数百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让我们在黑暗中等待着黎明，黎明已经不远了。” 他们的这种认识和立场，源于对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黑暗统治的失望，对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初步了解。特别是那些有机会到过解放区的人，看到了新社会新中国的曙光，也明白已经到了需要明确表态的时候。

他们在思想上的这种新的认识和政治态度以参加集会、发表演讲、游行示威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推倒旧政权和推动新中国的诞生，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但其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在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他们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表达了自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立场，而且并没有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即学科的研究来参与对旧社会的剖析与批判。旧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始终未介入时代的主题，未敢触动中国社会中最焦点的问题，避重就轻，因此对社会的贡献很小是一个事实。

1949年6月，民族学社会学界领军人物在全国解放前夕的反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感到愧疚。当然，理论是否能够联系实际，学科的研究是否能介入社会的主流，这也是直至今天民族学界的研究应该把握的。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实践性学科，其研究的重点只有投放于社会实践的主流与核心，才可能在社会上获得更多承认从而得到发展。 

（三）旧传统与阶级出身的影响

旧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对社会的贡献很小，还有旧传统与学者们阶级出身的影响。

首先，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在西方创建的民族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与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不足以研究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又复杂的社会。关于这一点，早已成为国内外民族学界的共识，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始终没有解决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从主观上来说，中国很多知识人的学术活动缺少将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特别是缺少与普通大众相联系的传统。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有一个以“读书人”清高自居的士人阶层，在士人阶层的传统观念中，一直有一种将读书人和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超脱于社会大众之外的思想。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认为知识阶层是一个有知识有良知，因而在人格和社会地位上都高于普通社会大众的阶层。而实际上他们对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往往处于隔膜状态。五四运动以后，曾有人严厉批判这种思想。例如，20世纪20年代，周谷城先生就曾撰文提出“人类社会不应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存在”。他认为社会大众都有良知，不承认另外有什么“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甚至认为“独立的精英阶层是国家进步的障碍。”但是，传统的以读书人自居、清高自诩的思想，将读书做学问视为既超脱于社会大众，也超脱于社会政治的思想，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社会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

在那个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国家贫弱给个人带来的种种屈辱和压力。他们不甘于将来自西方的一门学科仅仅作为象牙塔里的纯粹学术对待，主张科学救国，于是，持不同观念的人就在如何做一个学者及为什么要做学问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

对于这个问题，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曾有两位著名民族学家撰文谈自己从事这门学问的目的，一个说自己是“为研究而研究”。另一个说是“为兴趣所驱去研究”。当时持不同看法的费孝通写文章进行了驳斥。他说：“他说我们是为‘研究而研究’。我觉得不然，我们研究文化的人，天天说文化现象有它的功能，但是却常自以为我们研究的工作本身不是文化现象，所以没有功能。只是所谓‘兴味’而已，不问其他。当然，你们一唱一和，觉得自己很超然。但是我却认为你们忘记了用‘实地研究方法’来分析自己。……以我自己说，我是没有兴趣的，也许兴趣是在耕田，但是我明白我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功能的，我们的大社区中需要我们这种工作。这种工作间接地有关人家的福利。我自己幸而或不幸受到这种训练，我就得担负这个责任，有趣味很好，没有趣味也得干，这是纪律，这是成败。若有一个士兵走到一半，忽然没有兴趣去打仗，他可不能随意卸甲归田。”

费孝通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控制社会变迁的实用的工具”。他说：“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无论你如何想法，它总是要变了，没有回头路可走。但是走到哪里去，如何走法？我们是人，有控制的可能”。他还说，“‘为研究而研究’是一辈‘寄生性’学者的护身符。‘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亦是功能），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

可见，学术研究究竟是“装饰品”和“护身符”，还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对于这个简单的问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民族学社会学界并不是人人都清楚明确的。显然，这也是当时的民族学研究对社会贡献很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族学社会学界在1949年前后的转变

（一）世界观的变化

69年前在燕京大学燕东园的这个会议上，当学者们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面对那个由于有无数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才创建起来的，受人民拥护的新政权即将诞生的时刻，相信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其中有敬佩、有欣慰，也必然会有深深的愧疚。尽管会议记录用语简略，但短短数语，已清楚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这种心情。其实，在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两年，国共决战的结局日渐明朗之际，曾长期超然局外的学者们大多都有这种认识和心情。

1948年年底，解放大军已进占了北平城周围地区。费孝通和其他几位知识分子有机会乘卡车进入解放区，亲赴当时中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进入解放区以后，一路上的见闻让他激动不已，他说：“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的粮队，车上插了一面旗，没有枪兵押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旗——这印象打动了我，什么印象呢？简单地说：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 他还说：“我曾参观过英国海口军舰的行列，也曾目睹过大战时非洲盟国空军基地的规模。那时却没有这次在黄土平原上看粮队时的激动。从前者只能知道力量之巨大，从后者才能明白力量之深厚。……像我这种没有积极参加过革命行列的知识分子对于潜伏着深厚的活力是陌生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不易理解的，因之，对于历史的发展没有把握，对于人民的翻身也缺乏信心。就在这一点之差，失之千里，使自己过去对世界局面的估计陷入错误。”

旧中国的黑暗，人民解放事业的宏伟现实，让他看到了人民、共产党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产生了加入这项宏伟事业的热切愿望。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和多数学界的知识分子们过去对于劳动大众力量的低估和对中国局势的错误估计。费孝通的这种感想应该代表了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69年前，民族学社会学界领军人物在燕京大学燕东园召集的这次会议，在会议记录中表述的共识，其实也代表了解放初期中国知识界多数人的想法和心情。1949年3月，著名文人柳亚子先生在给毛主席的诗中称，“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也表露了这种既钦佩又愧疚的心情。

基于以上想法，解放初期，民族学社会学界的学者大多都是抱着真诚的态度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的，他们认识到了自己不仅要在行动上跟上形势，在思想上也有学习和改造的必要。费孝通说：“1949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到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在这一年中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过的意义。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地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我愿意低头了，但毕竟还是个旧知识分子。……虚心才是学习的基础，承认现实，逐步改造。”他们是带着要学习和改造的想法走进新中国的。不久这个想法就变成了现实，即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洗礼。 所以，新中国初期在高校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自愿而且积极参与的，并不是如后来有的外国学者所称是一种被迫的改造。

（二）对今后走什么道路的设想

从会议记录的第二部分可以看出，学界领军人物的这次会议并没有停留于检讨学科发展道路上的误差和表达惭愧的心情。他们肯定了这个学科的优势——即实地研究的方法。他们对于学科今后如何发展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其一，研究要采取马列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其二，研究要结合时代主题，能为政府所参考，也就是说，要在解决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发展民族学社会学；其三，教学的目的是培养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学生。如果以今天我们的认识来看，这几条共识似乎像老生常谈。但在69年前，却真正言简意赅，是他们自己认真思考得出的一种全新的认识，是他们对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今后学科发展道路的全新判断与共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出发点，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实证的方法为基础去开展。只有走结合时代主题、社会实际开展研究的道路，才可能受到人民大众的理解并融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研究要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在这条道路上创建学科理论和方法，才算是学科的中国化。也只有这样，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界才可能改变过去跟在西方学界之后亦步亦趋的状态，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从而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三）民族学今后应如何改革

在69年前的那次座谈会上，对于以往学科发展道路上的失误和偏差，学者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还对民族学社会学此后应如何改革，如何发展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在会议记录的第三部分，对他们的共识有清楚的阐释。归纳起来就是：第一，“过去社会科学分门别类，彼此互相对立之状态，允宜打破”。也就是彻底打破传统上学科划分的壁垒，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第二，要围绕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学科理论也就在这种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校的教学也要在这种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重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能力。

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认为中国的学者们应打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线，综合地利用这两个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为此他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他的这些思想都成为中国第一代和此后第二代学者们的共识，并且被实际地贯彻于具体的教学与研究中。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学界，特别是在大学里对于这两个学科不但没有着意划界，而且往往在教学和研究中都将其归并在一起讲授和使用。正如吴文藻先生所说：“学问之道，在研究时确需分门别类，而在实行时，都是息息相通的。”费孝通先生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了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

把学科看成工具，重应用而轻划界，也是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一直没有严格界线的原因之一。无论在大学还是研究单位，往往存在于一个学科名称之下而兼具两个专业的课程。所以中国老一代的社会学家大多也都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家，直至20世纪中叶依然如此。重应用而轻划界，曾长期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的传统，其宗旨就是以问题研究为目的和中心。在燕东园这次座谈会上，这个思想被学界领军人物再次明确地作为今后学科发展的原则提出来。

  四、简要总结

今天，当我们重读69年前会议中学者们所达成的共识，确实感到了其洞察之准确深刻以及在中国民族学史中的里程碑意义。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曾被取缔，高校中的民族学专业也被大大压缩，仅存在于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之中。过去的学科史著述多将这个历史的错误归结为政府和社会对这几个学科的不理解和不重视。重读69年前的这份记录，我们就会在以前的总结之外，看到学界本身的一份责任。当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较长时间回避社会中最重大、最核心的问题时，社会本身就会忽视甚至将其抛弃。其实，69年前的这次会议上已经表明了学者们的这份歉疚和担心，并且已经说出了这个道理。如何让一个曾经不太受重视的学科成为受社会尊重的学科？如何繁荣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新中国69年以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是不科学的。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走向世界前列和舞台中央的唯一正确道路。

美编：雅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