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峰

（作者：潘峰，男，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副教授。地址：福建厦门思明区前埔南路1263号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邮编：361008.）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福建省凭借海峡西岸的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一直重视实现学生短期互换、学术交流、校际合作、等方面的互动与合作。随着闽台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日趋成熟，交换生数量的逐年上升，两岸青年交往互动加深，信息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形成明晰的政治态度和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当前以闽台合作项目为框架的青年学习交流，有助于加强两岸青年的互信和了解，潜移默化对两岸未来发展的良好思考。以往两岸交换生之文化认同的讨论：多偏重赴大陆的交换生（参见吴志[1]和胡志超等[2]），而相对忽视赴台交换生。无可厚非，作为大陆选派的交换生，不仅是优秀的学习参与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两岸青年构建文化共识的使命。然而，赴台交换生将面临文化认同的两难：一方面，赴台前已形成稳定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另一方面，求学过程中将亲验台湾社会之多元文化和价值体系。这都会影响赴台交换生的自我认同，使之反观原先的价值观形成。那么，在这一教育视域下，他们的文化认同是否会发生改变？他们将如何调整认知差异所带来的不适？他们如何在与台湾学生群体互动中定位自我角色？这些问题放置在当前两岸时局的急剧变化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上述问题可以归为教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特别是以学生群体为主体的研究。简要回顾国内文献，大致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从个体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形塑学生的文化认同[3]。学者[4] [5]的研究显示，受全球化、多元文化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主流文化认同不断弱化，需要加强政治教育以重塑个体的核心价值，才能够符应主流文化的社会认同[6]。另一种是从群体层次讨论，认为教育安排会弱化少数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再生产弱势地位并固化社会阶层。他们认为，教育安排源于主流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安排加剧了优势群体对少数群体的误解、歧视，甚至排斥[7]，从而影响少数群体对主流社会的身份归属[8]，最终导致群体分化和范畴化[9]，形成抗拒的亚文化[10]以固化群体的边界。不难看出，第一种取向是关注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是从心理层面论证教育对价值内化的贡献[11]。这延续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结构的理论传统，认为社会系统对价值文化系统的内化，就需要连接社会系统和文化的社会过程。其中，人的社会化就扮演重要的角色。而第二种取向关注教育的社会冲突视角，在群体层面上将文化认同放置在社会控制和文化再生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这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有关教育权力和再生产的理论传统[12]，认为学校机构的结构与制度直接参与到维系主流社会控制并加剧社会分层，从而形成弱势群体难以融入的鸿沟。实际上，这两类取向并不对立，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关注自我认同的心理适应和群体构建的两个过程。这表现在：从个体层面上，认同强调个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确认，是身份识别的依据；从群体层面上，认同强调社会成员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信念和情感的共有与分享——这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并形成集体的意识。[13]

文化认同，首先是个体有关身份（或认同）归属的问题。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就认为，认同不仅与个体社会化形成的自我意识有关，而且是“一种从重要他者那里获得期许的内在自信”[14]。因此，本研究认为文化认同的概念，应包括了自我认同和他者评价的双重性。这两者的交互会对个体或者群体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同时，赴台交换生跨越两个社会的文化体系，其文化认同表现双重性：一是自我接受大陆母体社会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属于教育塑造的维度；二是通过自我在与台湾学生的日常交往中体验到的文化认同感，属于群体构建的维度。这两种认同感共同作用于赴台交换生这一主体，就需要建立一个整合的个体-群体的分析框架加以研究。

本研究以闽台合作项目下的赴台交换生为研究对象，整合个体和群体的研究视角，从心理和社会的双重维度来看待其文化认同的状况，力图回答以下问题：其一，来自母体社会文化塑造的文化认同感，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在交换生与台生的日常交往中？其二，在台湾地区存在对中国大陆的误解、刻板影响，及多元文化等环境氛围影响下，赴台交换生又是如何实践群体交往，是否能与台湾学生达成文化共识的愿景呢？

二、闽台合作项目简况

闽台合作项目一直实践着两岸在人才联合培养和共同文化交流的双重使命。2007年福建省政府与教育部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教育发展备忘录》，开启了闽台合作项目的先河。次年，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实施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工程意见》的通知，明确将闽台合作办学放在主体位置，希望通过互换交换生，学历学分互认的机制，推动两岸学习资源的优势互补以实现双赢；关注文化交流工作，积极开展“具有中华文化和福建祖地文化特色”的闽台文化活动，以增强两岸青年对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福建省有组织、成批次选派200人赴台学习。截至2012年底，福建省高校共有6272 名学生赴台学习。

不难看出，合作项目下的赴台交换生有其独特性：一是接受“分段对接”的共同培养。通过闽台高职联合培养人才项目，福建省重点支持高校采取“分段对接”（本科采用3+1，专科采取2+1方式），赴台为期0.5-1年的短期学习与交流。二是需要经过院校的层层选拔。在完成2-3年的学业周期里，候选生的综合测评分和课程总学分均要排在同专业、同系部的前列。三是赴台学生绝大部分为福建生源，所在文化生活习惯与台湾地区大致相同，极易引起文化共鸣。四是合作项目为福建省经济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交换生在学成后要回大陆参加工作，为海西经济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研究过程和材料收集

课题组从2016年1月到8月在福建省内5所高校开展调查，先后访谈了35位学生和6位项目负责人——涉及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学生。（如表1）访谈以自述经历为主，包括三阶段的内容：赴台前对台湾和自我的想象、赴台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回大陆后对自我身份的反思。除了6位学生目前仍在台湾就读，其他29位学生均完成0.5-1年的交换生学习，并积极参与到对项目实施过程的反思中。访谈也与辅导员、指导老师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比对和印证，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四、整合个体-群体视角的文化认同考察

（一）个体视角：赴台交换生的心理困惑与策略

1.赴台前的自我认知

大部分交换生对台湾之行充满期待：急切地想看看书本上、电视上所描绘的“宝岛”在现实中的景象；比较其文化制度、社会氛围与大陆所见的异同。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希望通过亲身体验，主动印证想象与现实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距。这里，普遍存在两种自我认识：一是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而且文化上同宗同根，语言上相通，因此学习和交流较为便利。交换生不用刻意学习新语言，适应巨大的文化冲击，就可以很好融入到常态化的学习当中。[15]小柯[①]是台湾铭传大学的交换生。她认为“台湾是一个可以看到中国的地方，……看得到中华文明的（台湾）延续。”（访谈时间2016-5-9）因此，交换生内心充满着民族自信感，拥有比较高的自尊。二是有迥于两岸政治制度和社会气氛，赴台交换生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充满担忧和孤独感。一方面，“生怕担心遇到交流困难时，不能在当地找到合适的人求助”。另一方面，生怕影响校际的合作关系，或是“有损大陆形象”，他们往往不愿直接表达自己的困难和意愿——“被人误解为批评（制度），或不满（台湾）老师或学生”。甚至有的同学，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被看作是大陆学生的优秀代表”，而努力在台湾整个求学过程中展现“最好的自己”（小刘的访谈 2016-7-21）

2.镜中我：作为他者的台生评价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认为，人对自我的认识主要通过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来认识和把握自己，是自我认同的另一个重要维度。那么，台湾青年是如何看待“陆生”[②]自我的呢？大致分为三点：一是在学业上，台湾学生眼中的交换生好学，竞争意识强。比如，嘉义大学的小杨说：“台湾学生在学习上确实没有我们交换生这么用功。他们对待成绩的态度和我们也有差别，分数高或者低并没有我们那么重视。”（访谈时间2016-6-14）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原因是：首先，交换学生是大陆高校选拔的学子，本身也希望展现“优等生”的自我形象而得到大众的认可。其次，交换生被看作是“很土”、“素质不高”的大陆人。访谈案例显示：在与某店家闲谈中，“当对方知道自己的陆籍身份后，就流露出‘大陆妹’[③]的轻浮神情”。这让交换生小莲感到不尊重。“……他们觉得大陆妹很土，一副瞧不起的样子。”（访谈时间2016-8-3）由于两岸政局不同，台湾媒体建构消极的刻板印象，让台湾社会弥漫着针对大陆籍身份的“某种敌意”。这会导致赴台学生产生担心、焦虑的心态。交换生小刘甚至认为，如果“自己的言行不注意，很可能成为激进台独份子的攻击目标”。（访谈时间2016-7-21）台湾学者的研究也证实：部分的来台交换生中确实存在“易受攻击和歧视”的心理预期，其根源在于“两岸政情的对立结果”。[16]第三，交换生被视为“熟悉的陌生人”，处于台湾社会的边缘。自2008年台湾当局开放陆生来台学习，并通过“陆生三法”加以实施。在他们看来，交换生的到来能通过“鲶鱼效应”强化本土青年的学业竞争力。但是，台湾的教育部门基于政治顾虑而提出的“三限六不”限制性措施，以缓解陆生在台期间可能对本土青年就学、就业的潜在冲击。其中就包括，交换生在学习期间不享受奖学金待遇，也不能兼职打工，甚至就医、住院均不能纳入台湾的“健保”体系。可以说，项目开展以来大陆交换生一直难以融入台湾的教育环境中。这归根结底在于“陆生/本地生”的二元教育制度及与之配套的二元权益分配。这些不平等塑造了大陆交换生的社会性失衡，逐渐形成内心的“相对剥夺感”，致使其始终徘徊于台湾社会的边缘。

3.再定位：摆脱心理困惑的策略

当自我主观认同与他者承认之间的发生矛盾时，个人将进入身份再定位的心理调适过程。对此，赴台交换生的心理策略大致分为三种：

一种是合理化策略：灵活解释负面的交往状态，以调整心态看待非预期的变化。当自己的想象与现实情况不符的时候，当事人会通过改变认知以缓解对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适感，特别表现在台湾学生对大陆籍身份不接纳的时候。比如，在一次专业课上，世新大学的小刘被老师提问道：“你是否出过国？”她直接回答说“没有。”结果，旁边的台湾同学很诧异：“你不是在台湾吗？”小刘这才反应过来——“在台湾同学眼里，中国和台湾是不一样的”。（访谈时间2016-7-21）小佟原来准备好好（在台湾）学习，“回来后去广东闯一闯”。他之前觉得台湾学生“对未来担心，（学习）竞争的压力不会小。”可是，到台湾后发现“他们（台湾青年）上课很不认真，而打工、玩乐成为生活的主要。”同班的台生经常拉小佟外出骑机车，逛夜市。这让小佟很感慨：“觉得许多台湾青年是不知道上大学能改变命运。……我们会更用心（学习），但这让我们在（台湾）同学面前特别异类，（自然）玩不在一块儿。”（访谈时间2016-7-21）

另一种是逃避策略：倾向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大陆籍身份。例如，小苗的家长一直关注女儿的安全问题，特意交代不要随便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她只选择学校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次活动中，一位台湾青年好奇地询问小苗的口音。结果，小苗选择缄默。她希望这样做 “既改变对方猜测的初衷，又不给予正面回答”。（访谈时间2016-7-16）不难看出，即使台湾人只是好奇的探寻，也被交换生当作“不友善的试探”，甚至会联系到诸如“排斥”、“抵触”等带有负面的情绪内容。在所谓“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大陆人”成为一种自我的身份污名，而区隔于台湾的人际交往圈之外，不得不加以掩饰和隐瞒。对此，韩宜娟[17]2011年大陆交换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陆生在台生活中最困扰的事为“两岸长期分离造成的彼此刻板印象”。

三是建构个人支持体系的策略。如果个人通过改变认知和逃避刺激源的努力都无法改变不适交往现状时，易产生痛苦和无助的情绪，人际疏离感将日渐明显。这时候，个人积极寻求外界帮助，主动构建自己的人际支持体系。不同政治、文化环境形成无形的压力，让交换生寻找个人的支持体系以获得更多的情绪正能量。由于心态上的孤独感和所谓“敌意”的社会氛围，同样来自大陆的交换生基于共同的情感和相似的求学经历，容易产生彼此“感同身受”的认同，成为降低适应性焦虑的重要途径。

（二）群体视角：赴台交换生的社会分类与融合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认同是“自认为”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在共同界定中共享情感和类似经历，同时接受其他群体或成员对其身份的评价而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18]社会行动者建构自我知识体系，采用“你-我”的二元认知进行范畴化——让群体所属的成员身份和情感卷入，使之范畴化为“你群-我群”的群体边界以彰显成员的相互关系。因此，对群体而言，文化认同是一个群体形成“自我意识”的重要标志，可以保持群体的独特性，增强其内在凝聚力和归属感的精神纽带。[19]它包括同质化和异质化的两种特征：前者被强化为内群的本质属性，赋予群体成员凝聚的属性，形成所谓的“内群体偏好”；而后者被放大为外群体评价的差异性特质，形成所谓的“外群体偏见”。

1.内群体的自我吸引：共同境遇下的合作性互动

内群体的凝聚力来自于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取决于群体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其中，相似性是群体成员缔结联系的首要基础。这首先表现为“寻找老乡”的自我范畴化行动。上述分析中，交换生在陌生的学习环境中，接触到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群，容易产生焦虑、不适的情绪。相对而言，同属大陆的交换生具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容易在心理上形成积极的“内群体”倾向——容易产生语言、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上的普遍共识。“老乡”的身份能增进相同背景下交换生间的交往频率，并在学习和生活中扩张以大陆身份为纽带的交际范围。其次，合作性互动是维系内群体成员相互吸引的重要方式——不仅可以形成彼此需求满足，而且能建立起积极的情绪体验[20]。在交换生群体中，共同的宿舍居住为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空间；课业上的相互帮助强化彼此需求满足，提供了积极的情感动力。这两者的共同实现，在现实的求学生活中不断被强化，进而加强其对所属群体的集体认同。

交换生赴台之时正值学业修成的最后一年。完成学分后，他们需要回大陆找工作，即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大多数台湾学生“放松、自由的定位”不同，大陆交换生更倾向于与“同样优秀”的朋辈为伴。因此，同班的交换生彼此照应和支持，为得到好成绩、好名次而形成各种互助小组。比如，嘉义大学的小郭说，“我上的是园林设计课。一个老师大概负责12人左右的设计小组。期中期末所有的设计小组联合评图，老师和学生都十分重视。结对子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一起来的（大陆交换生）。就是感觉这样好交流嘛。”（访谈时间2016-6-24）在居住上，台湾高校安排陆生四到六人一间同住。虽然大部分交换生依据专业划分，而非来源地学校，但是这种天然的“老乡关系”很快就能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中原大学的小王与同级交换生就一同修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公共课，并在课堂上拓展自己的大陆籍人脉。同样，有些高校开设“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研讨会”，大陆交换生更喜欢结伴“同台对擂”。在一些社会事件（比如“反服贸运动”、“台湾地区总统大选”）发生期间，一些交换生还结伴“到现场参观和留影”。小迪是成功大学的交换生，同舍有三个大陆籍室友。因为专业接近又都来自福建，所以他们的作息时间努力调整一致。没事就“喜欢抱团讨论在台湾的各种见闻”，几乎是“出入成双，相互陪伴”，显示出交换生在空间上的彼此依赖。（访谈时间2016-6-24）

2.外群体的他者区隔：来自台湾青年的认知与话语误区

就其初衷，大陆交换生希望融入台湾青年群体。各种形式的两岸交流活动提供了平台。嘉义大学的小丹就说道，“学校里有很多活动，社团的迎新茶会，学校举办的运动会，圣诞派对等等，（主办方希望）可以增进了和台湾同学的友谊。” 但是，当群体边界不通透，而无法让个体自由流动的时候，特别对弱势成员而言，个体就会反而加强自我群体的认同。[21]两岸青年交往情况大致如此。铭传大学的小刘就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活动中，表面上）大家都很有礼貌、客气，但一旦说道国家认同、中国人的片词偏语的时候，话题就经常僵硬在那里。挺尴尬的……”（访谈时间2016-6-25）那么，是什么因素造就两个群体难以融合的壁垒呢？

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两岸学生的自我归属感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台湾社会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和思想并存，致使台湾人自我认同趋于混乱状态。这与大陆学生明确的“中国人”认同形成鲜明的反差。嘉义大学的小谢说道，“(台湾)她在政治上、在国家认同上的确是混乱的……” （访谈时间2016-6-24）中州科技大学的小王也认为，“我接触的台湾（青年）人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他对‘我是谁’也没办法确认，因为教科书写的和所听说本身就有冲突。是‘台湾人’，‘民国人’，还是‘本省人’？听起来挺乱的。”（访谈时间2016-4-21）台湾学者施正锋[22]认为，依据中国人和台湾人的概念交互，目前台湾社会共存有四种身份认同；而且，在相对层面上，很难说哪种认同形态在台湾群体中占有主导性。在多元文化认同中，台湾文化包容日本文化的元素。这也让大陆交换生感觉到不自在。小林在一次两岸学生交流会上，谈到电影《海角七号》的亲日情节。她说：“看得出有些台湾人不排斥日本文化，但（我们）有点受不了和日本的暧昧味道……怎么说他们（日本人）曾经是侵略者，而台湾（人）怎么有点感恩意味在里面……”（访谈时间 2016-8-1）这样的排斥态势甚至还延伸到生活当中：“台湾人懂礼貌，秩序感强，是不是？还有点头哈腰的样子……这些都有（殖民时期）日本人的影子，受他们影响大了。”（访谈时间 2016-8-1）学者[23]的研究表明：冲击最大的社会认同当属台生的“国族认同”（民族认同）。由于对身份认知和所持态度的不一致，导致陆生与台生的身份距离加大，从而明晰化“我群”、“你群”的边界。

其次，在话语层面上，台当局极力建构对中国大陆的消极印象。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大陆文化保护的刻板。成功大学的小熙说，“记得有一次同僚交流会上，几个台湾学生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多元性。他们批评（中国）大陆60年代发生的社会动乱而造成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意思是他们（台湾）在文化保全上做得最好，好像台湾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对此，）我并不认同。” （访谈时间2016-7-11）同样，嘉义大学的小孔也说 “（他们）觉得大陆的文化传承比较功利，社会也没有给一个好的风气（来做这个事情）。”（访谈时间2016-6-24）二是对大陆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刻板。小郑是中州科技大学的交换生。他说，“（2014年）刚来的时候，台湾同学就接连问了几个奇怪的问题：你们家里是不是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你们去过麦当劳吧？……甚至他们喜欢在娱乐节目中调侃大陆的思想言论。诸如此类。” 中原大学的小张刚到台湾的头几天，就疲于应付台湾同学的各种怪异问题，“对于这些，（他们）都说从电视、网络上看来的。”（访谈时间 2016-8-22）不难看出，在台湾有关大陆的新闻素材选取总是停留在怪异、荒诞的题材上，很容易形成以偏盖全概括大陆的整体形象。新闻媒体很少正面反映大陆，甚至还认为大陆经济还“停留在30年前的水平”。不难看出，上述消极的刻板印象导致台生对陆生群体的认知偏差，进而将大陆青年放在相对低势的位置而逐渐形成群体偏见。这些都不利于群体边界的相互融通。

3.融通的策略：在区隔中寻找凝聚点

综上所述，一方面陆生由于地缘相近、身份相同，目标共同，容易形成“老乡”的小圈子，所谓内群体。另一方面台湾青年学生也表现出外群体的排他特征。那么，如何消除彼此屏障，避免走向“你群”、“我群”的分化呢？“求同存异”是普遍应用的跨文化交换策略。所谓“同”指趋同，代表相似相容的认识和体验，体现群体共识的特征；所谓“异”是区别，预示不能相容互通的认识与体验。在建立群体的文化认同上，“求同存异”策略意味双方寻求“共同点”（中华同根文化）来消除文化认同的分歧，通过接纳“不同点”（文化多元化）来搁置问题争议：首先，中华同根文化作为“共识”的基础，而非以“国族认同”为沟通前提。其次，存异意味着寻找台湾文化的多元形态，理解它们建构与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社会、政治环境的密切联系。受访者中，虽然大部分群体交往呈现你群、我群的基本特征，但是确有几例与台湾青年“打成一片”的典型案例，体现出基于“求同存异”人际交往策略。这为主动融合两岸群体的交往壁垒，找寻群体构建认同的有益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是将共同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经历嵌入到人际互动中。比如，小苗和同学们早早计划去台湾的景点攻略，主动问询台湾好玩好吃的地方，并积极参加学校组建的各种“驴友”活动。与台湾同学一道，他们的足迹遍布垦丁、宜兰，阳明山，九族文化村，等地方。在结伴同行中，交换生尽量避开“独统”一类的敏感话题,交换自己在大陆的生活体验和中华文化的各种见闻，并接纳台湾多元族群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同伴（指台湾青年）经常说我们的文化多元，比如客家人、原住民都不一样……。我承认，这些文化对我来说很有趣。但是，我也直接告诉他们：这些和大陆的客家、少数民族的文化差不多。在台湾自己见到才知道什么叫同根同源。……其实，他们并不排斥这一点。” （访谈时间 2016-8-12）美国学者洛特等[24]在研究交往行为中指出，如果互动促进目标实现并带来某种回报，那么互动增强会导致人际吸引的形成。在旅行中，陆生与台生一同经历和体验台湾的多元族群和文化，相互比照两地文化形态之见闻和想法。这在无形中将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编织在一起，关联出双方对中华文化同根同源的集体共识。

二是寻求共同的生活价值观。交换生投身（台湾）青年志工服务，展现“关心社会，奉献自我”的共同价值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国文化大学的小王说，“我被台湾人的文明化程度和高素质所打动……觉得（台湾）每个人都在为别人考虑，不同的人都参与做志工（志愿者）”。因此，她利用课余时间也积极投身到各种义工活动中。经常地，她和台湾老师、学生一道去养老院帮助老人、参与交通秩序维护，学校社团服务，等。在互动中，小王并不回避大陆籍的身份。他说，“接触的一些（台湾）青年人，总觉得大陆封闭、落后、腐败。我知道，许多是（当地）媒体建构的。”“（我这样做）希望让大家看到大陆人的正面形象——也是热情、友善、关爱（的一面）。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大陆确实有文化素质不高的，但也有我们这样热于奉献的年轻人。” 在她看来，交换生本身也是中国人的一分子——有责任表现优秀，让更多台湾人了解正确的大陆人形象。（访谈时间 2016-7-30）

三是基于方言和地缘的接近，寻求闽台文化的地域认同。铭传大学的交换生小朱，本身来自福建漳州的农村。她平时就习惯用闽南语与人交谈。有几次，台湾学生试探说“你们是大陆来的，有什么政治想法？”小朱和同学避而不谈。因为喜欢交朋友，她们会和台湾同学聊起家乡各种民间信仰。比如，烧王船、祖先崇拜、妈祖一类；也谈谈最新的综艺节目，聊聊娱乐大咖。由于两岸文化同源、彼此接近，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时间一长，台湾学生逐渐认识并接纳大陆和台湾文化的相似之处，关系也就“越说越有缘的样子”。直到回大陆的，小朱还通过脸书（Face book）、腾讯QQ、微信，等电子媒介，保持和台湾的密切互动，分享各种所见所闻以找寻彼此相似性，自然建立起对闽台地域文化的共识。因此，小朱没感觉到交往中存在困难，边界或隔阂。（访谈时间2016-6-25）

五、讨论与思考

总之，在合作项目框架下，赴台交换生具有分段式培养，层层选拔，多为闽籍生源，交流时间短等的特点存在，使其文化认同表现出独特性：在个体心理层面上，交换生来台前对台湾学习和交流的初步认知和想象，在经历了与台湾人“镜中我”的他者评价后，相应地做出改变认知、逃避和积极建立支持的三种不同心理策略，应对在台湾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在群体构建层面上，陆生与台生因范畴化的方式不同而形成两个群体。在学习和生活上，陆生倾向于找同省籍的“老乡”搭对学习。由于宿舍空间的共享，大陆交换生主动调整时间共享经历类似的话题，共通彼此的“内群体”之同质化特征。在活动交流中，由于台湾青年混乱的文化认同、当局片面构建的大陆刻板印象，而造成交换生与台湾学生交流上的隔阂，形成“外群体偏见”的某些特质。群体之间也有互动良好的案例，表现为以“求同存异”交往策略重构大陆学生与台湾学生的群体认同。可以说，他们的文化认同形态不仅会影响到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的体认途径，而且会影响到其他大陆学生对台湾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理解。因此，考察赴台交换生的文化认同之过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回顾以往研究，不难看出：“功能论”和 “冲突论”视角研究文化认同的共同局限，均是把教育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联结视为单一向度：首先，功能论关注从个体心理的视角讨论，个体成员内化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形成自我的文化认同。但是，这样的观点忽视了个体互动和相互参照的社会情境，无法分析行动者的调整策略和认同动机。相对而言，冲突论则强调从群体社会的角度讨论，主流社会如何通过教育系统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分层的文化再生产。但是，这样的观点忽视行动者的能动性，也没看到当两种社会文化体系相冲突或不一致时群体自发形成的应对策略。对此，本研究通过整合个体-群体作为一个框架，将文化认同的分析放置于自我认知，对他者评价之反馈和自我再调整的三个阶段，能有效修补上述研究取向“结构化”的问题，而突显行动者的情境性和策略选择的灵活性。在本研究中，两者的整合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这表现为：第一，两者均是赴台交换生用以界定自我身份的方式：一方面个体受到中华文化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教育，限定自己在与台生互动中的角色期待；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的选择个人认同的多样性，表现为：应对不协调感的心理适应策略，以及主动构建个体融入群体的交往策略。第二，两者均为连接社会结构性安排与自我价值观的行动中介。一方面，在心理调适层面，赴台交换生按照主流社会的认同标准塑造自我的价值观，通过行动策略改变认知失调所带来不适感而达到同一；另一方面，通过“去个体化”的方式将自我视为内群体原型的一种价值体现，以内卷化群体的文化共识，类别化自我的身份归属。[25]

最后，案例的研究展示了交换生作为能动者，在赴台期间实践自我文化认同的整个过程。赴台交换生在求学中努力维护对母体文化的认同，调整他者（他群）评价所带来的焦虑和群体区隔问题，并尝试构建起两岸文化共识的一条进路。这些策略可描述为：一方面在大陆同籍生中巩固对祖国母体文化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尝试在台湾学生中构建有关闽台地域的文化共识。这样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将自我原先的认知与群体的共识进行简单叠加，并且超越了中国主流社会对大学生价值观内化的单一性认识，而是从行动者出发看待他们在自我和他者、心理与社会相互交互中如何构建文化认同。因此，这样的认同基本上符合伯克（Peter J. Burke）有关自动控制系统的观点[26]，而具有降低不协调的灵活性。进一步说，这一机制表现为在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中，赴台交换生既维护了母体社会的中华文化认同基准，又具备在台湾地区进行心理调适和群体建构的各种灵活性。这为我们探讨如何在闽台合作的教育框架下，在赴台交换生与台湾青年的互动中，找寻如何构建中华文化共识的途径，提供一个更具实践性的理论视角。

[①]注：受访的交换生均化名，并注明受访时间和交换所在大学。

[②]注：在台湾，来自大陆的交换生与学历生，统称为“陆生”。这与“台生”的称谓相互对应。

[③]注：大陆妹是指偷渡于大陆，在台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称谓存调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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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雅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