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刊于公众号时篇幅有所增加，限于系统字数要求，删除了参考文献

德语地区的民族学，与英法美三国的人类学并称为 “人类学四大传统”，在“二战”之前是国际人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世界不少地区的人类学都有过较大的影响。[1]但到了20世纪中叶，它在国际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丧失，甚至与主流脱节，其原因值得深究。而当代德语地区的民族学重获瞩目，在国际化进程、跨学科和跨文化合作方面都有新的拓展。值得中国人类学界关注的是：这一学科复兴的基础是什么？其中包含了哪些学科反思和转型？德语地区民族学在此格局下能否为国际人类学界做出新的贡献？本文将聚焦这些问题。

德语地区的民族学经常被视为一个整体，德语学界也惯用“德语民族学”（die deutschsprachige Ethnologie/ German-language ethnology）来指代这一领域。德语地区主要是指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德语区，这三地虽然在政治和领土上有区隔，但在地理、语言和历史上密切关联，因而在民族学的教育、科研和应用上有着广泛的协同发展。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很难把20世纪60年代之前德奥瑞三国的民族学拆分开来讨论。[2]“维也纳民族学派”的重要成员其实是德国教士；常被称为“德国人类学家”的图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实际上在奥地利出生并接受教育；“二战”以后在瑞士的一些民族学家实为德国或奥地利公民。

“民族学”的德语为“Ethnologie”或“Völkerkunde”，两个词字面意思上相同，曾是并行使用的学科名。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语学界更多地使用“Ethnologie”，用它来强调学科定位上更接近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而用“Völkerkunde”指代早期更侧重描述性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民族学。不过，一些研究机构和刊名仍留用“Völkerkunde”一词，那么其含义与“Ethnologie"基本一致。[3]德语地区的民族学相当于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以及国际上逐渐常用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值得关注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要考察德语地区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应同时关注民俗学（Volkskunde）。民俗学略早于民族学创建，德语学界传统上这样区分两个学科：民族学关注非欧洲地区的社会文化，而民俗学则研究德语地区本土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文化。民俗学不仅在开创期就带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色彩，而且近年来受人类学的影响日渐加深。而德语中看似与英语“anthropology”（人类学）对应的术语“Anthropologie”，以前在德语地区通常指体质人类学（physische Anthropologie）。它与民族学在同一时期创立，之后的发展路径不同但又相互关联。[4]

本文主要考察德语地区的民族学，当然也会论及民俗学和体质人类学在特定情境下对民族学的重要影响。在提到德语意义上的“人类学”时，有时为了避免混淆而直接译为“体质人类学”。

一、德语地区民族学发展史

德语地区民族学的学科反思，离不开对学科发展史的追溯和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语民族学，人才辈出，成果斐然，树立了它在传统国际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学科中已隐藏了不少问题，而与民族主义及纳粹统治的关联，更是给学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下文对德语地区民族学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主要聚焦其学科传统的形成、问题及其影响。

（一）民族学的创立——学科传统的萌芽

德语地区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始于19世纪后半叶，其学术基础除了欧洲启蒙思想和早期的浪漫主义，还包括18世纪晚期以来的德语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学科建制化过程中的特点也影响了其学科传统的形成。

1. 学科渊源中的“赫尔德传统”

对德语地区民族学的创建起直接推动作用的学术基础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德语学者对非欧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成果，当时一些伟大的旅行家描述全球各地的异文化，如福斯特父子（Johann Reinhold Forster, Georg Forster）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他们到非欧洲地区的旅行及考察记录都很有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由格林兄弟（Jacob Grimm, Wilhelm Grimm）、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洪堡兄弟（Wilhelmvon Humboldt, 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学者开创的德语地区民俗文化研究，这些大家对“文化”、“语言”和“比较研究”等现代概念和相关研究的贡献也促进了民族学的学科创建。[5]但值得关注的是，学术渊源中的“赫尔德传统”所隐含的理念，比如强调民族的内在统一性和特定文化的同质性，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学科发展中本质主义和民族主义导向的一个要因。[6]

2. 博物馆在学科创立中的重要性

德语地区在19世纪中晚期出现了创建博物馆之潮，这为民族学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机构依托，同时也决定了博物馆在学科建制中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家与博物馆之间的纽带。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学家中的大多数受聘于博物馆，当然有些也同时在教育机构中任职。德语地区大学院系中专门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教授之职，要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开始设立并逐渐增加。[7]

在博物馆创建过程中，许多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业余研究者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以个人或社会团体的名义收集了大量非西方的人工制品，并捐赠给地方上的行政机构。因此，各地纷纷创建民族学博物馆或在原有的考古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增添民族学分馆。[8]

3. 创始人对学科传统的影响

两位人物在民族学建制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被誉为德语地区民族学之父的巴斯蒂安（AdolfBastian）。他曾是物理学家、船医、环球旅行家，考察各种异文化并广泛收集世界各地的人工制品，学缘上也深受赫尔德学术传统的影响。巴斯蒂安组织创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1869年成为德国首位获得大学民族学教职的学者。他与同事共创《民族学研究》（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并与体质人类学家一起创建了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Vorgeschichte）。另一位奠基者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曾作为自然科学家和记者环游世界，并出版了大量介绍各地风土民情的作品。1886年，他在莱比锡获地理学教授之职并用“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来指代其学科方向。[9]

两位创始人都怀有对全球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宏大目标。相对而言，拉策尔对德语地区民族学有着更大的影响，他最出色的学生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 和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是盛极一时的“文化圈”（Kulturkreis/culture circle）理论的重要奠基人。而学界对巴斯蒂安的学术贡献评价褒贬不一，主要因为他的书写风格令人难以理解，而且他过度关注博物馆收藏工作而无暇进行更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和阐述。但巴斯蒂安的这支学脉实际上更为注重经验研究，他最卓越的两位学生，博厄斯（Franz Boas）和史泰南（Karl von den Steinen)，努力实践巴斯蒂安强调的田野作业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4. 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的重要关联

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的创立，已体现了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的合作，当然巴斯蒂安等学者还是强调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1900年前后，有学者试图进一步连结这两个领域甚至将民族学归入人类学。这一趋势既与优生学的兴起有关，也与“种族保健学与优生学学会”的成立有关，当时不少民族学家加入了该学会。不过许多民族学家也继续强调学科的独特性，因此在1929年成立了专门的“民族学学会”，1938年重命名为“德国民族学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Völkerkunde）。[10]

（二）20世纪早期的三大学派——学科传统的辉煌

20世纪初到30年代纳粹上台是德语地区民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涌现了众多流派，例如经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及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人类学性别研究。遗憾的是它们并未成为学科主流，之后的发展也因纳粹上台而受到限制。[11]当时真正的民族学主流是下文要分析的三大学派，它们甚至决定了战后较长时间内的学科取向。

   1. 文化圈学派

文化圈学派有时也被称为德奥传播论或文化历史学派。该学派注重追溯特定文化在地理上的分布、起源和传播路径，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文化可在向外扩展时保持其完整性。弗罗贝纽斯受拉策尔和巴斯蒂安理论的启发，最先使用“文化圈”这一概念，之后安科尔曼（Bernhard Ankermann）和格雷布纳又对其进行阐述，而施密特（Wilhelm Schmidt）等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理论。[12]

安科尔曼、格雷布纳和鲍曼（Hermann Baumann）都是博物馆民族学家。前两位都注重对人工制品的考察，他们试图通过研究文化圈、文化层和传播路径而最终重构人类文化史。鲍曼是安科尔曼的弟子，他对文化圈理论的贡献与其专注的非洲研究密切相关。[13]

施密特是传播论中“维也纳学派”的创建人，学术组织能力很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网络。1906年他在维也纳创立了《国际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Anthrop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Völker- und Sprachenkunde），之后又建同名的研究机构。虽然他为德奥传播论赢得了国际声誉，但他教条式的文化历史观与和一神论导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质疑，有些批评甚至来自他圈内的神职人员和民族学家。[14]

2. 文化形态学

文化形态学的创始人弗罗贝纽斯是自学成才的非洲探险家和博物馆民族学家。他延伸了拉策尔的研究并提出文化圈概念，但后来转向了文化形态学。他认为文化是有机的整体，并用希腊语“Paideuma”来指代特定文化的“灵魂”，意义接近于“民族精神”（Volksgeist），认为这种基本心智决定了特定文化的形貌，会在当地人的世界观、仪式、艺术、符号和日常行为等中表现出来。文化形态学的影响力得益于弗罗贝纽斯的学术组织能力。他组建了“文化形态学研究所”（Forschungsinstitut für Kulturmorphologie），并于1938年创立文化形态学的学刊。他成功获取多渠道的学术赞助，1904-1935年期间多次组织考察非洲内陆。[15]

    3. 民族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Ethnosoziologie）由图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开创。他也是一位国际知名度很高的德语民族学家，其成就被当时众多知名的人类学家推崇，所提出的“互惠”和“再分配”概念经由莫斯（Marcel Mauss）和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发展而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图恩瓦尔德的理论分析结合了某种社会心理学路径和功能主义社会学，后者比较接近当时英国人类学家的学术取向。他与英美同行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在经济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上的成就尤其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16]这也促进了当时德语地区在这些领域的发展。1925年，他创建了民族学期刊《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Soziologie）。[17]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德语地区民族学最具国际声誉的时代，两位创始人和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当代国际人类学界仍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这些主流学派的特点中也显露了学科传统的一些问题：

传播论和文化形态学都有很强的历史研究导向，这也成为德语地区民族学最重要的学科传统之一。同时两学派强化了“赫尔德传统”，对“心智”和“精神”等理念更为偏重。上述两个特点也与德语地区民族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相关联：传播论学派中虽有注重经验研究的学者，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同时施密特的教条式理论限制了更具创造性和扎实的田野调查。文化形态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注重田野调查，但其理论带有非理性或神秘主义的色彩，研究方法仍不够扎实可靠。[18]

民族社会学是其中最重视田野工作的学派，但当时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另外两个学派。而且图恩瓦尔德的学术活动与当时的殖民扩张很有瓜葛，甚至在纳粹上台之后他还致力于将民族学应用于殖民活动，这影响了他的学术声誉。当然图恩瓦尔德的著作后来又受到了重视，而且他培养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学者。[19]

（三）纳粹统治时期——学科发展的歧途

德语地区民族学家在纳粹统治期间的处境和表现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德语学界对此有一系列的研究，是民族学家进行学科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的研究认为，体质人类学家很明显地为纳粹统治提供了直接的支持，而民族学对于纳粹统治并不重要因而没有太多地卷入支持纳粹的活动，一些民族学家（尤其是犹太裔的）甚至受到纳粹的迫害。但后续研究指出，纳粹优生学家也利用了民族学，而且当时有许多民族学家希望参与到纳粹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实践中去，特别是由于同体质人类学的合作，民族学的规模在这一时期整体上并未减弱。[20]前文所述的三大学派在纳粹时期的境况各有不同，但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归为纳粹支持者或反对者，其内部也有分歧。

文化形态学在这一时期影响力下降，弗罗贝纽斯的学生和继任者岩森（Adolf E.Jensen）不支持纳粹，甚至因保护其犹太裔妻子而被停职。文化圈学派经历了领军人物的变更。施密特虽有反犹倾向，但他公开反对纳粹，因此与同事一起遭到撤职，维也纳大学的民族学系就由当时的纳粹党员鲍曼主持。就此，该学派也被整合到纳粹合作系统中。民族社会学的地位实际上在纳粹时期有显著的提高。图恩瓦尔德并非纳粹成员，但为了提升民族社会学的地位并将其发展为服务国家的应用学科，他与文化圈学派进行论战并占了一定的上风。图恩瓦尔德的学生中不乏纳粹支持者，例如穆尔曼（WilhelmE. Mühlmann）是德语地区民族学家中最积极的纳粹支持者之一。[21]

德语地区民族学界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明显的：学术研究非常容易被政治腐蚀和利用。当代民族学家追究和反省本学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者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中更明智地恪守学术伦理。

（四）东德民族学——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学科传统的延续

“二战”之后两德分治，受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民主德国地区的民族学与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这三地的民族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但仍然保持德语地区民族学的一些传统，尤其是其历史研究导向。

东德地区的民族学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重建，一些在纳粹时期逃离德国的民族学家回到德国东部地区，与来自苏联的专家一起重建民族学专业。和当时苏联民族学的学科更名活动呼应，民族学改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ie)。有的大学合并了民族学和民俗学，并将学科合并视为去除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键措施。[22]东德民族学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明显的，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研究主题的选择也受到这些理论指导的影响。

东德民族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成果具有历史研究的导向。原因首先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有关，东德民族学既关注同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重视历史文献研究，因为这两者的结合呼应了更宏观的进化论或辩证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第二个原因与德语地区民族学历来的传统有关，是文化历史路径在东德地区的延续。第三，民主德国时期，民族学家相对缺少到海外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研究者更多地在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中挖掘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博物馆在东德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当时西德的情况。[23]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总体海外调研机会有限，有一部分东德民族学家还是推进了颇有价值的经验研究，他们在中亚、中东和印度等地区完成了较高水准的民族志研究。两德统一之后这些作品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维也纳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教授金格里希教授（Andre Gingrich）强调，应更公允地关注这些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人类学佳作。[24]

（五）1945年之后的西德、奥地利和瑞士民族学——学科传统的扬弃

“二战”之后，西德、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地区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及其人员都有一定的增长。民族学的整体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是其分界线，前一阶段以旧学派的复兴为特点，后一时期则以民族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转型为特征。[25]

三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在战后逐渐恢复了其重要地位，之前亲纳粹的民族学家虽被停职，但很多人不久又重获职位。

1.传播论的复兴。“二战”之后，施密特和同事回到维也纳继续他们的文化圈研究。但这一学派开始转向一种经过修正的文化历史路径，鲍曼对此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他的著作中仍然带有种族主义的气息，但他的博学多才和对非洲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的出色研究影响了诸多学生。[26]

2. 文化形态学的复兴。岩森重获教职并任文化形态学研究所所长，还与同事重建了“德国民族学学会”。他对文化形态学理论进行修正，同时在神话、礼仪和祭祀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造诣，其著作是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里的重要文献。[27]

3. 民族社会学的复兴。此学派在战后有较好的发展态势，图恩瓦尔德晚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创建了“社会心理学和民族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psychologie undEthnologie），而《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经验研究》也得以复刊。他的学生穆尔曼虽曾为纳粹党员，但因其才学在战后德国民族学界颇具影响力。

旧学派的复苏对战后20年间德语地区民族学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些努力多少促进了学科发展。但另一方面，原有学派的代表人物，甚至一些曾和纳粹统治有密切关联的学者仍主导学术，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学不仅处于某种缺乏理论创新的状态，而且悬置了对学术伦理问题的拷问。

旧学派的主导地位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其他相关的社会运动促发了学术界的反思和转型，年轻一代的学者诘问纳粹时期学者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批评民族学理论被意识形态化，他们怀疑旧学派中教条式的理论，希望更多地了解美、英、法等国人类学的最新研究路径。70年代，德语地区的民族学开始更全面地现代化并努力与国际人类学接轨。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德语地区民族学旧有学派已失去其影响，发展趋势是开创重入国际人类学主流的道路。[28]这一转型进程持续至今，是下文分析的重点。

二、德语地区民族学的困境与转型

作为人类学四大传统之一的德语民族学，在发展初期所享有的国际声誉在“二战”之前已严重受损，之后的二三十年中也没未能恢复。这一处境首先与20世纪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一战”之后德国失去了殖民地，不少德语民族学家难以进入原来的田野地因而转向档案、历史和博物馆研究。“二战”以后德语作为学术语言的地位更为下降，而德国作为承担战争罪责的战败国，整个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和学术舞台。[29]

但德语地区的民族学家也指出，不能将学科当时的困境都归咎于外在因素，也应探究学科传统中的问题，因为德语民族学在理论导向、研究方法和学科机构设置上的特点，将两次大战和纳粹统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扩大了。[30]德语地区民族学的转型，正是基于这样的学科反思。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旧学派的冲击，到70年代开始的学科现代化并与国际人类学接轨，再到八九十年代更广泛的学科国际化，德语地区民族学转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一持续至今的学科转型，得益于一些重要的举措和发展导向。

（一）对学科历史的全面反思

   学科反思可以说贯穿了德语地区民族志转型的各个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检视学科发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些德语民族学家通过踏实和冷静的学科史梳理，凸显学术伦理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学术研究应尽可能保证其独立性，与政治利益之间保持批判性的距离。[31]  

对于学科主导性理论的反思，一些学者直指学术渊源中的“赫尔德传统”，认为其中的“文化”观念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同时对“心智”和“精神”等理念过度偏重，使得德语民族学在源头上或多或少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另一些学者对于赫尔德和浪漫主义传统的评价相对温和，认为是后来的德语学者将赫尔德的思想发展成为带有文化本质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尤其是传播论者，如施密特，甚至走到了“日耳曼种族优越论”这样的极端。[32]

德语地区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被重点检视的问题。虽然学科传统中存在重视经验研究的观念，例如巴斯蒂安的一些学生有扎实的田野调查经历。遗憾的是这股力量在当时并未壮大，原因是传播论和文化形态学成为当时更受欢迎的主流。这两个学派虽有一定程度的经验研究导向，但其调研方法不够扎实可靠，远未达到当时的英美同行在经验研究上的深度。而重视田野工作的民族社会学，只有到纳粹时期才冲击了一直占霸权地位的传播论。[33]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德语地区民族学早期发展中的宏大理论在国际人类学界中很有知名度，但其中有些理论日渐教条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一代的民族学家抵触这些教条，希望学术研究不受任何前期预设或理论的影响，但走向了只重经验研究的另一个极端，因此那一时期的德语民族志通常以描述为主而疏于理论分析。[34]那么，如何在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德语民族学界的讨论仍在继续。

德语地区民族学研究方法上的特征也与其学科建制特点有关。博物馆不仅为学科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机构依托，而且在之后的学科发展中也举足轻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学研究中依托博物馆和档案馆的历史研究导向。“一战”之后德国失去了殖民地，因而很多民族学家更为倚重博物馆并偏重历史研究。[35]

应该强调的是，这样的学科反思并非全面否定学科传统，而是摒弃学科传统中过时和负面的因素，挖掘其中有利于知识生产的特征。比如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研究导向也是德语地区民族学的某种长项，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结合民族志调研和历史研究”而非弱化历史视角。下文会继续讨论这一点。

     （二）研究机构的扩展和学术集聚中心的形成

德语地区民族学转型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是研究机构的扩展，尤其是强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民族学教学和科研组织。最为重要的是，德国在统一之后新建了规模较大的民族学研究中心，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和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多元宗教和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36]分别在1999年、1998年和2007年创建。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设立伴随着哈勒-维滕贝格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成立，同时受益的还有毗邻的莱比锡大学民族学研究所，因此哈勒/莱比锡成为民族学最新的一个研究集聚中心。

德语地区民族学现共有四个研究和教学集聚中心，除了哈勒/莱比锡，维也纳、苏黎世、柏林都聚集了规模较大的高校民族学系所、博物馆或独立的研究所。德语地区共有29所大学设有民族学系或研究所，其中德国23所，瑞士5所，奥地利1所。23所大学中所设的是专门的民族学系或研究所，其他几所大学是民族学与相关的学科共同组成研究和教学组织。[37]

当然，德语地区民族学自认为是一个“小学科”，在大学中其研究所的规模大致是社会学或政治学系所的一半。另外，在研究机构的比例上博物馆的实力仍比较强，德语地区总计有45所民族学博物馆，与当地的大学院系有一定的合作，不少馆员也在高校兼任教职。尽管如此，民族学系所与博物馆之间还有待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对此双方有一些专门的讨论。[38]

  （三）学科国际化进程的强化

德语地区民族学近年来国际声誉的提升，与一系列的国际化举措有关。前述几个马普研究所的组织方式充分体现了其国际化思路。这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大量发表英文研究成果并组织各类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也在公共网络上与全球学者分享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因而提高了德语地区民族学在世界人类学领域的知名度。

其他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也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合作，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等基金会为其提供资助。国际合作项目的增加也得益于许多民族学家个体的努力，他们在国外的学习、教学、同他国学者之间的合作等，既有利于德语地区研究成果向外流传，也有助于国际最新的研究动向进入德语交流圈。

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际化举措都获得广泛的认同。其中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是教学和学术语言的选择。在德国、奥地利以及瑞士德语地区，大学教育和管理的基本语言是德语，但近年来英语在研究生教育中日渐重要，课程讲解、研讨和学术会议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不少学者和博士生经常选择用英文写作，德语期刊也增加了英文文章的发表。一部分民族学家赞成这样的发展趋势，认为德语研究成果只能在小区域内交流而不易被更广阔的国际学术界所了解。但也有学者担心，这一趋势屈从了英语的霸权地位，会进一步损害德语作为学术语言的重要性。[39]

另一个有争议的“国际接轨措施”并非源于民族学界，而是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进程。2003年，德国启动相应的大学教育改革，学位制度取消原来的硕士和博士二级学位，而改用英美式的三级学位制度。大学教育改革在德国学界遭到许多批评，认为预计的国际化目标并未实现，代价却是对德国研究型大学“洪堡理念”的背离，损害德国大学有利于独立思考、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对于民族学人才的培养而言，教学改革也带来阶段性的混乱。原来的教学体制有利于民族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长时段田野调研，但这一良好的传统现在受到了冲击，因为原先的硕士学程被切割成两个阶段并规定了学习年限，不利于学生调研时间的安排。[40]

（四）对学科基本问题持续和深入的探讨

德语地区民族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就一直在探讨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其中既包括对“民族”（Volk）、“族群”（Ethnie）、“他者”（Fremde）和“文化”（Kultur）等人类学核心概念的再思考，也包括对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表征等问题的探讨。这些与 “人类学危机”问题相关的讨论，不仅与英语和法语学界的影响有关，也源于德语学术传统和思潮的直接动力。

首先，国际人类学思潮的影响是明显的。德语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进美英法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到了80和90年代，阐释人类学和后现代人类学在德语学界受到关注。以格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吸引了很多年轻教师和学生，而《写文化》等著作也使得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多方位进入德语民族学家的视野。美因茨、马堡、法兰克福和海德堡等地的民族学系所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较大，一些德语民族学家不仅译介美英法人类学的相关著作，还与美国人类学家在后现代的文化表述和修辞等问题上有合作研究，并出版了关于人类学自我反思和民族志书写的研讨文集[41]。

当然，后现代人类学对德语地区民族学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当代民族学的主流仍然保持现代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专注于研究“异国他乡”，即非欧洲地区，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和基础也仍然是周详细致的田野材料收集以及对资料的深入分析；研究者虽然赞同自我反思，但认为应尽量避免自我沉溺式的反省以免忽略或影响对异文化的研究；民族志的写作实验上也不如法国同行那样多样，后者对文本体裁有更多的开拓，而德国民族学家的书写重点仍然是田野材料的丰富、细致和到位。[42]

后现代人类学的影响只是学科反思的一个源头，德语地区民族学早在上世纪70年代已出现关于后殖民主义、“民族学的危机”和表征问题的讨论。在学科当时最重要的一本论文集《民族学的基本问题：当代的理论探讨》中[43]，也强调了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作为学科的重要思想源泉。之后德语民族学家继续对学科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尤其聚焦“他者”、“文化”和“族群”等人类学核心概念，它们直接关涉到学科的定位、研究的对象和视角的转换，也正是国际人类学的焦点论题。其中对于“文化”概念的批评、修正和相应的经验研究尤其不容忽视。

“文化”这一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已在其他学科和公共领域里被广泛地使用，但不少人类学家批评“文化”的指代过度泛化，而且概念的使用经常带有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色彩——文化被视为自成一体的、具有自在发展机制和恒久性的符号系统，而文化建构中的权力因素和动态性则被忽视。因此他们建议至少在本学科中放弃这一概念，根据相应的情境使用更为明确的概念，如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观、宗教信仰、特定的实践、仪式等等。[44]

  德语民族学界也广泛参与了这些讨论并探索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一些民族学家虽然赞同上述的批评，但并不赞成弃用文化概念，而是认为应以“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反思态度来修正和发展它。例如，有学者强调将文化理解为一个意义协商的开放和不稳定的进程[45]，而民族学的文化研究应该聚焦这样的问题：文化的共同性如何被暂时性地生产出来？重要的价值观和制度又如何在新的时期或情境下重新被协商？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进程中又发挥什么作用？[46]有的德国学者相信，通过这样的“实践理论导向和关注进程”的文化概念，人类学可以为当代多学科的文化研究做出反本质主义的应有表率[47]。德国民族学学会2011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呈现了人类学家这样的视角和相关的成果；而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关于文化遗产的系列研究，也获得了相当的关注。[48]

总体上看，德语地区民族学基本上仍定位于研究异文化的学科，而不像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那样有很大一部分研究聚焦本国社会。德语地区民族学这种基本定位，也与其开创时期与民俗学的“分工”有关，一直以来民族学研究非欧洲地区，而民俗学则定位于德语本土地区，同时也包括对欧洲其他地区文化的研究。

不过，民族学家也强调当代已不存在所谓自成一体、边界清晰甚至是不受西方社会影响的“异文化”社群或者社会，同时也反思“欧洲与非欧洲”这样的二分法[49]。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一些民族学家已将欧洲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德国民族学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组织了有关欧洲研究的研讨[50]，90年代以后也有专门的文集聚焦欧洲研究的相关视角和民族志方法。[51]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对东欧地区政治、经济和宗教问题的系列研究，如探究后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地区的产权关系的项目[52]、聚焦欧亚大陆经济发展和文明多元化问题的研究。[53]

与此相关的是，德语地区民族学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移民、多元文化和认同等问题。比如在德国民族学学会组织的维也纳会议（1995）、柏林会议（2009）和不莱梅/明斯特会议（2011）上，都有相关的学术讨论，同时这些主题也已成为不少大学民族学系所的重要研究方向。

民族学研究的这些走向，也必然涉及到它与民俗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德语民俗学在其创立伊始就带有某些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特征，而且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也越来越凸显其经验研究的特点，有些研究所甚至将其学科更名为欧洲民族学（Europäische Ethnologie）、经验的文化研究（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或文化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到了80年代民俗学的“人类学转向”已非常明显和广泛。

德语地区的民俗学在规模上以及对公众的影响上都超过民族学。德国26所大学中都设有民俗学系所，奥地利和瑞士也分别有4所和2所大学设有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同时，德语地区有大批的民俗学博物馆。民族学和民俗学领域中都有学者呼吁更多的双向合作，实际的合作活动也有出现。当然，两个学科的机构发展史不同，研究地区之分也仍然存在，另外双方都担心过多的合作会导致政府和大学行政机构以“学科合并”为由而削减人员和经费，因此合作态势尚不明朗。[54]

（五）加强跨学科与跨文化合作

德语地区民族学的跨学科导向非常明显，这既源于学科传统，也与当代德语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和高等教学中的跨学科趋势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社会现象以及相应的理论越来越呈现其复杂性和多元性，跨学科研究也因此增加。从民族学的情况来看，不仅其人才培养得益于其他相关学科，而且由第三方基金扶持的研究课题也促进了更多的跨学科合作。

从学科传统来看，前文所介绍的“民族社会学”这一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一步推进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合作。穆尔曼在海德堡大学致力于将两个学科在结构建制和学术活动中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学生又将这一学术导向扩展到其他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这种合作也较大地影响了德国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实际上横跨民族学和社会学，其中最著名的是艾尔维尔特（GeorgElwert），[55]他对德国社会科学领域中“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Schule）的形成和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学派在社会理论、发展社会学和冲突研究等领域有着傲人的成就。有效推进德语学界跨学科实践的还有社会理论家和传播学家莱曼（Horst Reimann）[56]以及物质文化、工作和消费问题研究专家施皮特勒（Gerd Spittler）。[57]与艾尔凡特一样，他们最重要的田野调查地和研究区域都是非洲，可见，德语民族学传统中对于非洲研究的侧重一直持续至今。

与跨学科特征密切相关的是德语地区民族学历来重视“历史视角”，这一学科传统在三个方面呈现其重要性。第一，“民族历史学”一直是德语地区实力很强的领域，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与国际接轨并更多地使用“历史人类学”（HistorsicheAnthropologie）这一术语。第二，民族学家强调的是“历史视角”对于整个学科的重要性，在学术实践中不断探索民族志调研如何与历史分析有机地结合。当然，如前文所述，他们也强调历史研究不能替代或减弱经验研究的力度，以避免德语地区民族学发展中曾出现的问题。第三，有的民族学家还提出应更重视自己学科已积累的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系统地整理、分析和总结各个时期民族学家的田野材料、民族志和其他相关著作，同时也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反思自己的学科。[58]  

从民族学人才来源上看，当代不少民族学教授不仅仅是在民族学这一个学科受教育，他们最初的专业训练可能是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研究、法学等学科，有几位颇具特色的民族学家的专业出身甚至是歌剧指挥和日耳曼学等。民族学人才培养中的这一跨学科特征，由于结构性的教育模式转换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一种新型的博士培养模式，它与德国传统的“师徒制”模式不同，是围绕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研究方向对一定数量的博士生进行跨学科和跨院系，有时甚至是跨学校和跨部门的联合培养。[59]一些民族学教授也参与这样的博士培养计划，这样有助于非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更多地了解民族学，另一方面也便于以民族学为主导专业的博士生接受其他相关学科的培训并参与合作研究。

当代德语地区民族学发展还具有跨文化合作的特点，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人类学家间的合作颇为频繁。德语民族学家参与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学学科建设，他们不仅接收来自这些地区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而且也派送德语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到那里进行教学、调研或学习。一些合作项目在某种意义上革新了人类学研究的新路径，是实验民族志的一种新实践。以弗莱堡大学民族学研究所与印度尼西亚的加札马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的合作为例，两地的学生都有机会在双边导师的指导下在本国和对方国家交叉进行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田野调查——某一时期在“母文化背景下”调研，而另一个时期则在“异文化背景下”做田野调查。基于这样的经历，双方互相探讨研究方法、互译研究内容和比较研究结果。国际人类学界关于“多点民族志”和“主位-客位”视角转换的实践，在这样的跨文化合作中进行尝试。[60]

在这类合作中，值得称道的是德国学者积极支持非西方人类学家研究德国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在德国深造，其中一些研究者并不是回国去做田野调查，而是在德国进行民族志研究。1999年在图宾根大学组织的“人类学德国研究”会议上，非西方人类学家对于德国的“凝视”及其民族志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了民族学和民俗学界的兴趣，还大受德国媒体的关注。[61]

三、德语地区民族学转型的启示

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四大传统之一的德语地区民族学，已逐渐走出曾经的困境。当然，相关的学科反思和讨论仍在继续，这些思想的碰撞对于中国人类学发展而言也应有启发，因为它们不仅针对德语地区民族学特定的学科发展史，而且也直指全球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我认为下列几项关键讨论尤其值得中国人类学界关注并形成对话：

第一，如何在“发扬学科的国家或地区性传统”与“学科国际化”之间寻找平衡？德语地区民族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都与之相关，所获得的成绩也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对于中国人类学而言，这也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而来自德语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更为具体和深入地了解。

第二，如何寻求民族志调研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平衡？德语地区民族学曾过度偏重历史研究，而当代德语学界已在这两者之间找到相对合理的平衡。德语民族学特别强调“历史视角”对于研究“有文字、有历史的复杂社会”的重要性，其具体的实践可为中国人类学提供不少范例。我国近年来在历史人类学领域中的进展，也可与德语民族学形成有益的对话。

第三，民族学如何更好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互动？从学科传统、人才培养和合作研究等角度来看，德语地区民族学的跨学科合作有一定的历史，并促进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当然，德语民族学家仍在继续探讨跨学科研究在具体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与中国人类学近年来关于学科建设的相关讨论也相当契合。

第四，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在跨学科合作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长以及不可替代的任务是什么？基于对“他者”等核心概念以及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讨论，德语民族学家强调自己的学科特长是“系统性的视角转换”，而民族志研究最基本的特征是研究者亲自在异文化的世界中生存。[62]那么，人类学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如何更好地进行系统性视角转换？这些探讨都直指学科的自我定位问题，对于各个地区的人类学而言都是关键的。

如果说，国际人类学的总体格局中有所谓的“中心”（如英美法）和“边缘”之分，那么德国民族学家哈勒尔（Dieter Haller）所言颇有意味：国际人类学发展的新冲力有可能来自所谓的“边缘”，比如巴西人类学，比如中国人类学，也比如“曾经边缘了许久”的德语民族学。[63]我们期待世界人类学这样的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