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德国学术界对纳西学的研究鲜为人知，尽管有德国传教士等曾到丽江纳西族地区传教，但尚未见到他们发表的调研报告和文章等。上世纪60年代初，联邦德国学术界在对“东方手稿”进行整理、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意识到了纳西东巴教古籍的重要学术价值，沃尔夫冈·福格特（Wolfgang Voigt)等学者动议联邦德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当时已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东巴古籍[1]。尽管当时联邦德国处于战后重建阶段，德国国家图书馆经费拮据，但当时的《德国东方手稿》丛书主编沃尔夫冈·福格特（Wolfgang Voigt)博士努力想方设法争取经费，并得到了当时任西德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先生的支持。德国国家图书馆把洛克原先赠送给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的500多册东巴经悉数买回。当时，罗马东方学研究所急欲出版洛克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两大卷，但苦于资金短缺，只好忍痛割爱，卖出这批古籍来筹资。洛克在《德国东方手稿目录》第七套第一部《纳西手稿目录》的前言里也说到了这件事，指出500册纳西手稿是他原来赠送给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教授任所长的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的，后来图齐教授因为要出版洛克编纂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而碰到了经费上的困难，所以就把这些纳西东巴古籍卖给了西德国家图书馆以筹集出版资金。[2]关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直接支持资助购买东巴古籍和邀请洛克来进行编目和翻译一事，上世纪80年代初和我一起进行合作研究的德国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所长对我讲述过，他在写于1963年11月27日的《德国东方手稿目录》第七套第一部《纳西手稿目录》序言里，也特别对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本人的支持表示了感谢之意。

雅纳特（Janert.K.L）教授这样叙述到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巴古籍的情况：“包括洛克个人收藏的照相复制本在内的1115册手写本被马尔堡德国（西德—译者）国立图书馆（当时西德国家图书馆在马尔堡，后来才迁往西柏林）购买（其编号是：“Hs, Or, Collection”Hs, Or,301—677，1362—1590，1593—1594，1596—1601，“K,Or,Collection”K,Or,1—501）。英国人类学家杰克逊（Anthony Jackson）在他的著作《纳西宗教：对纳西仪式文本的分析评价》中指出，联邦德国马尔堡国家图书馆共藏有1118册东巴经,其中913册为复制本。[3]洛克在《纳西手稿目录》序言里还专门提到，马尔堡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中，最早的一本标有日期的经书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他后来在1963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的《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这本手稿（东巴经）的书写时间是明万历元年八月十四（1573年9月17日）,他这样写道，明朝时期.丽江的白沙（今玉龙县白沙镇）有一个被称为东腊三兄弟的家庭，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东巴后裔家庭。三弟兄之一的一个后人和国柱一直活到1930年。三弟兄都是东巴,都对东巴手稿作过阐释,其中一本手稿落的日期是水鸡年第七周第八月，猪14日蕊恒星(二十八宿第十五星)时,即1573年9月17日或明万历元年8月24日。[4]

此外，洛克还知道其它一些纳西手稿的收藏情况，据洛克所述，英国曼彻斯特市里兰德(Rhyland)图书馆中约有150本，巴黎吉梅特博物馆(Musee Guimet)约有10本，荷兰莱顿存放着大约有10本。另外，在伦敦印度事务局图书馆有大约50本属“汝仲卟”（延寿仪式——译者）仪式的手写本；这50册手写本是传教士霍利·罗勒尔（Holly.Roller）在纳西祭司为洛克举行延寿仪式后向他们购买的。洛克当时不知道这回事。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还从昆亭·罗斯福(Quentin Roodevelt)先生和罗勒尔(H.Roller)牧师那里得到大量手写本，他们于1926年至1927年在丽江得到这些书。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有6册手写本，据说它们是用麽些（纳西）文写的。[5]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在洛克编著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上卷）序言中说：“我们对洛克博士的感激之情不仅仅限于他在这套丛书出版中所作的科学贡献，而且还在于他在丛书的出版中还从经济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6]他在该书下卷序言中又说：“我非常感激我亲爱的不幸去世的朋友洛克教授对纳西文化的贡献，这东方的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中消失。我也非常感激洛克教授对出版我们的这一系列丛书慷慨的帮助，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卷辞典是不可能得以出版的。[7]

洛克收到德国国家图书馆负责人福格特(W.Voigt)博士的邀请书后，他作为弗里茨·蒂森基金会(Fritz Thyseen Stiftung)和德国研究学会(Deutsche Forschungs gemeinschaft)的客人，于1962年1月底离开美国夏威夷来到德国，在马尔堡（严格说是在马尔堡城上上方的奥尔滕贝尔格）着手编撰现属“马尔堡收藏本”(Hs.Or和K.Or)[8]的纳西手稿（东巴经）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

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9]，雅纳特博士协助洛克编目并和他一起进行研究[10]。洛克在马尔堡编订和描述了527本纳西手写本。洛克做完这些工作后，表示这些有内容提要的编目已可付印，因此在他回夏威夷（1962年10月30日）之前已把这部分书稿交给了出版商。洛克在写于1962年9月23日的《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稿目录》前言中特地指出，很感谢雅纳特博士全力帮助我编撰这写纳西手稿目录，他是为数很少的对这个领域真正感兴趣的人。[11]

到1962年10月，编订和描述了527本西德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东巴经，编撰成《德国东方手稿目录》第七套第一部《纳西手稿目录》一、二卷。编撰工作尚未完成，洛克于1962年12月5日不幸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洛克去世后，雅纳特继续进行西德所藏东巴经的编目工作，继续完成了《纳西手稿目录》三、四、五卷。这五卷书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套公开出版的东巴经目录，编目比较完整，叙述详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美籍华裔著名语言学家张琨教授曾撰文评论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所遗憾的是由于洛克的逝世，后三卷书缺少了对经书进行比较详细的内容提要。

根据雅纳特教授的回忆，作为洛克助手和《纳西手稿目录》编者之一的他抄写洛克所写的资料，列出了东巴教仪式分类表，最后付诸出版。雅纳特教授说，这部目录很遗憾既不包括所有可得到的纳西手写本的题目，也不包含全部标有“洛克编号”（Rock Number）的手写本，但雅纳特教授觉得它的出版是有意义的。目录所依据的洛克手写笔记已由他在回夏威夷时带回，因此当时已不可能重新获得。[12]

这套书里的分类表所列的主要的纳西宗教仪式分为几部分，每个主要仪式由几个小祭仪组成，这些小祭仪看来总是依一定的连续次序举行。在表中，这些小祭仪也都编了号。由洛克后来增补的小祭仪已并入原号码顺序排列，并在各个连着顺序的号码前加上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零，以此标其特征。另外，在任何一个小祭仪中咏诵的特定手写本的题目依顺序排列，同时标以字母（比如50，aa, a-z, AA-AZ，Ba-Bz, Ca-Cj）；作者后来增补的可合并在连续顺序中的题目，以在分开的字母后标以阿拉伯数字的方式表示（如50：C，C1、C2，或50，Ab,Ab1）；尚不知其题目的手写本在连续顺序的字母后用—号标出（比如：50，f、g，或50，Be-Bn）；后来增补的只知属于某个特定祭仪，但不知其在各个仪式中实际位序的详情的手写本题目，以附加括号的字母标出〔比如：50，（Da）-(Du)〕。雅纳特教授指出，这个分类表中提供了依书中的“洛克编号”（Rock Number）编成的索引。[13]

洛克在夏威夷度假期间谢世后，雅纳特教授继续研究纳西东巴古籍，主要是从文献学、语言学的角度。与他的夫人合作，按照《纳西手稿目录》的编目，把西柏林国家图书馆（马耳堡国家图书馆后来搬到了西柏林）所藏的东巴古籍摹写编印出版，笔者1984年在德国时看到已出版了八大卷。他认为把藏于图书馆的东巴古籍[14]公诸于世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只有让不同国家的学者看到东巴古籍的面目，才谈得上进一步深入的研究。1988年1月至1985年1月，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他邀笔者到西德科隆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完成了“联邦德国亚洲研究文集“第七套《纳西研究丛书》的《现代纳西文稿翻译和语法分析》、《古代纳西文稿翻译和语法分析》、《现代纳西语语法》、《纳西语—英语词典》等著作，其中第一卷于1988年在波恩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笔者与雅纳特的语言文本研究中，根据他的建议，参考了洛克所用的拉丁记音符号系统，创制了一套可以在打字机上全部打出的拼音文字符号，雅纳特称之为“科隆文字”（Koen script），将当代纳西语大研镇方言的四个声调分别用1（=国际音标音值的33）,2（=国际音标音值的21）,3（=国际音标音值的12）.4（=国际音标音值的55）。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这个“科隆文字”（Koen script）不是用来记音，但是可以方便书写，尤其可以在打字机上可以全部打出。[15]而不是如国际音标一样用来记音的。

雅纳特在当时估算全球的东巴手稿（古籍）应该大致有5万册左右，他当时提出应该共享全球的东巴古籍资源，认为首先要把和谐分布在全球的东巴手稿全部认真地编目并公开出版，这样大家就可以研究它们。而所有编目所使用的记录文字应该是可以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不应是如传统的音节文字那样不可能在打字机上打。所以他提出创制这个实用的“科隆文字”就是为此而准备的。[16]

雅纳特是目前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从语言文献学角度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继承了德国传统的语言文本研究方法，以文稿为本，逐字逐句分析解剖，求其真意，翻译过程即是一个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过程。这种研究方法以其严谨细腻、对实词虚词逐词逐句穷就文本底蕴的特点饮誉于世界学术界(如德国的梵文和其他语种文本的研究)，它除了能保留民族语言文化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之外，也为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同时，在这种深钻穷究、以语言、词汇、语法剖析为本的研究中，也能探究出不少有关民族历史、语言演变、民族关系、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很多问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研究东巴古籍的方法与此有相似之点。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是雅纳特教授的同学，他对雅纳特教授有过一些回忆，1936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到哥廷根大学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与雅纳特教授是同学，张光璘先生曾转述过季羡林先生对雅纳特的一段回忆：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据雅纳特教授的讲述，他被分配到负责在飞机上运输物资的部队里）。

季羡林先生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蔑视任何人，惟独不能小视德国人。林梅村先生的回忆中说，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其实这位“老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雅奈特（即雅纳特）教授。二战结束后，雅奈特重返哥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科隆大学当教授（笔者按：笔者在德国期间，雅纳特是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的所长）。吕德斯的遗著《秣菟罗碑铭》（哥廷根，1961），就是他整理出版的。此外，他还出版了《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威斯巴登，1965）、《印度和尼泊尔手稿》（合著，威斯巴登，1970）等专著。雅奈特不仅征服了梵文，而且还开始研究纳西东巴文献研究和纳西语。[17]

1977年，西德学者普鲁纳尔（Prunner,G）在《民族学》上发表了《纳西象形文所反映的亲属制度》[18]一文，算是最早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进行纳西学研究的论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民族学家苏珊·克内德尔（Susanne Knödel)深入到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纳人）居住地永宁等地，对摩梭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完成了研究摩梭亲属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博士论文，她在《永宁摩梭的亲属制度和中国的国家权力》文中指出，过去，中国地方志中官方所做的民族志著述都把纳西和摩梭人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汉人把他们称为“麼些”，发音为“摩梭”（moso）。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名称就被“纳西”这个族称取代了[19]，“纳西”其实只是丽江纳西人的自称。永宁纳人在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用的还是“摩梭”这个老名称。事实上，摩梭（纳）和纳西的语言关系很亲近；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都自称“纳人”（纳西与纳日）；他们有共同的神话，讲述他们怎样迁居到现在的居住地；在神话中，这些迁徙群体的名字都是相同的。[20]

苏珊博士在她研究摩梭人的论著中提出了“性联盟”（sexual union）这个概念，她指出，摩梭人中也有正式的婚姻，但很少见。摩梭人认为性伴侣之间不可能像血缘亲属之间那样亲近，因为血缘亲属在他们的整个一生中相互都很了解。不管结婚与否，伴侣都要避免同居在一起，因为家里的陌生人是家庭分裂的潜在因素。摩梭人喜欢伴侣之间的走访关系，因为这能让摩梭人维持一种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一点他们尤为自豪。走访关系的开始除伴侣双方外不再涉及其他方，关系的结束也是如此。男方一般夜晚到女方家访宿，清晨就离开。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各自母方家庭的成员。这种关系下诞生的孩子属于女方家庭。虽然社会要求男方向其女伴和孩子赠送礼物，但所赠送的礼物实在太少，不足以在双方之间建立起经济依附关系。她指出，根据我她在调查中的了解，一旦某个关系结束了，赠送礼物也随之停止。迄今为止，这一类型的制度化性联盟只在印度喀拉拉邦的纳亚尔人社会（the Nayer of Kerala）中被发现过，但那也只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后来它就因为其本身而被瓦解了[21]。

此外，苏珊还提出摩梭人的另一显著社会特征是基于血统的群体（a descent-based groups）和外婚的母系世系群（exogamous matrilineages）：从早期的一个母方家户（a mother household form）分裂出来的摩梭家户构成了一个继嗣群，被称为“斯日”（sizi）。斯日的成员认为他们都来自“同一根骨”[22]。他们会把血缘连环回溯到五代之远（很少有更远的），这样斯日成员的数量可达一百人（大多少于一百）。在理想的状况下，只有有母系关系的人才能成为群体成员。苏珊还指出，在纳西人中，以及在喜玛拉雅地区的其他父系族群中，普遍都会用“一根根骨”来指称（父系）世系群的成员，与此一致的一个观念是母方亲属和姻亲都被认为是“肉”。而摩梭对母系世系群成员的确有“骨”的观念，但她提出根据她的调研，发现对于父系方的亲属，他们并没有“肉”的用辞。

不过，如前所述，理想的状况常常无法达到。因此，一方面，摩梭人对于斯日有着一种明确的母系思想，苏珊指出这也是她把这种群体称作“基于血统的群体”的原因。苏珊还指出摩梭人的社会特征还有“类似氏族的迁徙群体”，摩梭祖先在迁到永宁时有四个群体，分别为西、胡、牙、峨，几乎每个摩梭人都能说出他自己按母系继承血统的那个群体的名字。此外还有贵族中的掌权者通常实行婚姻和父系世系制度这个社会特征。

苏珊还通过她的调查对当代摩梭婚姻习俗的“变迁和复归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她“推想坚持以家庭要以母亲为中心的思想暂时会得以保持，并充满生命力，这种思想甚至会成为母系观念的支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纳西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一个杰出学者是米歇尔·奥皮茨（Michael oppitz），他的田野调查都集中在对喜马拉雅地区民族社会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对尼泊尔夏尔巴（Sherpa）(1968)和马嘉尔（Magar）（1980－1991）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对本土宗教（萨满教），艺术与物质文化以及口传知识的传播的研究。

1997年，当时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的德裔人类学教授奥皮茨(Michael Oppitz)与当时的丽江县东巴文化博物馆合作进行的，从1997年12月4日至1998年5月15日，举办了一个聚焦在东巴教的学术展览，来自中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学者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200 多人参加了展览开幕仪式。笔者应邀在展览期间赴该馆讲学，并仔细看了展览。

此次展览取名为"Naxi Dinge·Mythen·Piktogramme"（德语的意思是“纳西之物、神话、象形文字”），从题目上也可以看出来展览设计者奥皮茨的意图。奥皮茨认为，不应把东巴教的仪式法器等物件与神话孤立分割开来看待，这二者都是仪式的有机构成部分。他想在展览中体现这种二者相依互存的关系。他曾对笔者说：“我不太在意要使人们知道东巴仪式鼓的尺寸、用途等所谓‘科学的理性知识’，而是要使人们知道东巴的法鼓会飞这样的传说，启示人们去寻找一种宗教的思维、源流和纳西宗教中人、神、仪式、祭品的相互关系，体会一种民间宗教中的艺术和美学意义。我们此次展览不是像有的展览那样以展出一些贵重的东西来体现它的价值，纳西东巴教是民间宗教，其仪式物品的价值大多不是在于它的经济价值，而在于它深厚的宗教意义、文化内涵、艺术色彩和美学价值。”从他的话中可以体会到这位人类学家想以纳西族本土宗教的思维特征贯穿整个展览，使展览的整体布局体现出一种文化结构的意图。笔者觉得这种办展览的思路是十分新颖而有创意的，从学术思维上讲，它与一般就展品介绍展品，重在外在学术性的解释而忽略它在本族文化中的内在涵义和阐释的做法截然不同。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做为展品的基本解释，从看去浪漫和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中，却可以真实地抓住该族宗教的一些文化特质和思维方式，以及它与周边相邻民族的文化源流、宗教异同、互渗的关系，从总体上去把握这种宗教文化。

曾对纳西族宗教和喜马拉雅地区很多民族的宗教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奥皮茨教授指出，纳西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千百年来，纳西人生活在一个受多种文化影响的十字路口，包括印度人、缅甸人、西藏人、蒙古人和汉人的文化，这些周边拥有伟大的文献古文明的国家和民族对纳西人有深刻的影响，纳西人的文明反映了多元文明转变和转化的一种结果。他们共有的风格和特征反映了他们和或远或近的邻居共同分享的内容。在喜马拉雅区域和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不少族群没有书写文字而只有口述传统。他们的文化处于民族国家的边缘，与那些有组织和书面学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有较大差异。对纳西人的宗教和喜马拉雅区域以及西藏高原东部地区那些无文字民族的宗教，是值得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的。[23]      

奥皮茨教授对上述这些地区包括纳西人在内的巫师、祭司所用的仪式鼓以及其他宗教法器就做过深入的比较依据。特别在东巴教的仪式鼓与羌族和喜马拉雅区域的仪式鼓的云南别开生面，以小见大，有很深的学术洞见和观点。他从东巴教的仪式鼓起源的神话传说收到启发，认真对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国家各个民族的仪式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与纳西族有历史渊源或宗教方面相互影响的一些民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从它们的起源神话传说、形状（比如有些仪式鼓是单面，有的是双面），鼓面上的图案，关于仪式鼓的神奇传说，比如在喜马拉雅为中心的周边区域传播得很广泛的一个本教祖师骑法鼓与佛教高僧斗法的故事（在纳西族中是东巴教祖师东巴神罗和米拉斗法），这个故事反映了本教、东巴教以及这一区域普遍认为本教师会骑法鼓飞行的共同传说。

奥皮茨通过这个仪式鼓的比较研究，指出：“在以上提及的各种宗教之争的故事中，争执的根本问题其实是相同的，即宗教霸权问题（religious hegemony）。实际的争执点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表述，主要是：对某一领地的控制权（如大山、湖泊等）；处于危险之中的教义的真正价值；传播本派教义、压制敌对教义的权力；某些仪式活动的取缔；或者简单说来就是谁最重要的问题。拥有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的两种文化之间不断发生碰撞，由此产生各自代表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往往一方是喇嘛，而另一方是旧宗教势力的代表。在纳西和古鲁的故事版本中，使用经文和口头吟诵的传统之间明显存在着冲突。[24]

2011年5月13日，在纽约市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隆重举办了纳西东巴教艺术展，这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19日。在展览开始的翌日，一个为期2天的纳西学国际学术会议也在该馆举行。这次聚焦纳西东巴文化的展览吸引了国际相关学术界、文化界广泛的关注。在会上，奥皮茨教授再次呼吁加快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等建立全球东巴古籍的共享机制，促使各个国家都能了解各国收藏东巴古籍的详情，并能相互研究、切磋、翻译、探究相关问题。他多年前在我国丽江举办的国际东巴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出过这个建议，可惜还没有引起各个收藏有东巴古籍的国家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有德国的几个青年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直至本世纪，对纳西学也来做过调研，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艾娃（Eva），艾娃的研究重点是1949年以后云南永宁摩梭人母系制的变迁。此外还有习莲（Kiel）多次到丽江进行田野调查，对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传承等进行研究。

从上述德国学者的纳西学研究历程看，突出的成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语言学、文献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如列入“德国东方手稿”系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纳西古籍的编目和内容提要等工作，不仅在世界上首次系统地公开出版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目录，并出版了相应的学术著作。并率先意识到研究纳西古语为载体的东巴古籍应与当代纳西语及其文本结合起来研究，即古今语进行比较的研究。而且，他们对当代纳西语文本进行穷就底蕴，不放过任何一个实词和虚词进行深钻细研的做法，也是非常严谨踏实的学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以奥皮茨为代表的德国人类学家对纳西学的研究也体现了德国学者重实证和思辨的特点，从所举的对仪式鼓的研究和聚焦“起源神话”的东巴教的展览，就可以看出他们独辟蹊径，小题大做、微观条分细缕中见宏观的研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