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 《民族文学研究》, 2015(6):122-132

      村落，由自然物和人工物构成可见的自然聚落，由世居民众及其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构成社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对于那些相对古老的村落来说，其祖先所创造的地方文化遗产构成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社区认同的主要来源。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已经今非昔比，保存下来的古老的文化标志物几近荡然无存，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努力维持基本的精神生活。历史上发生的国家权力的强力干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不断冲击着村落小传统，但是，村落传统的历史根脉不易根除，相对于物质形态的文化来说，心意传承的民俗样式借助传统仪式生活得以延续。因此，就村落这样的小范围社区来说，文化传承主体显得尤其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20多年的村落文化重建中，最为活跃的是民间传承人群体，他们往往白手起家，以最小的成本逐步恢复传统仪式，技艺传授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至于那些耗费资金的仪式必须的器物和场所的修葺和环境的改善，比较大规模的节庆仪式的操办，是根据经济实力的逐步跟进而实现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庆典，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解禁，90年代恢复，到21世纪终于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最近十年来的村落社会调查，让笔者在一个村落里观察到村民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他们的灯节仪式。这种重复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追求社会资本和提升文化能力？还是要提升精神价值？本文选择冀中平原一个叫南高洛村作为个案，从节庆角度探讨村落生活世界和自然秩序中的文化价值。

一、小剧场演绎大历史

     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有个南高洛村。该村原名高乐，20世纪前后更名为高洛。高洛村是一个拥有600年历史的古村落。在南高洛村的村史记载里，明永乐十六年（1418）始有山西移民定居高乐。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建白堡大寺，立白堡社。清初，执政者笃信神佛，举国仿效，或拔款或募化，建庙风日盛。南高洛村位处畿辅，建有永乐大佛寺与白衣神庙等，引来八方游客，善男信女进香，晨钟暮磬，经乐不断，尤以白衣庙香火最盛，美妙传说最多。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村里已有神社，有香头，有宝卷。这一带康熙年间民间宗教活跃。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建福岩寺，立佛灯会。雍正年间高乐分南北两头，南灯会兴起。道光二十八年（1848）立文普寺，立南高乐村。同治十一年（1872）后山灯棚失火，衡家捐资自立南灯会。光绪元年（1875）重赴后山，皇帝让路，州官划给一亩三分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传来义和拳，北高乐组织团练。在南北高洛村，围绕建村、建庙、立社、高洛南北两落分立、“涞水教案”[①]、后山灯棚大火等历史事件所形成的口述史，以及皇帝让道、御赐宫灯、赐名和赐额等传说，整体上构成了村落历史的叙事文本。

     图表1南高洛村年表

     由当地村民撰写的《南高洛村史》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为我们勾勒了本村音乐会的潮起潮落：“从民国初期的乱象，到抗战、土改、内战、解放之初，50年好似反掌之间，经过了合作化、大跃进、饥荒、运动、‘文革’、武斗、现代化，剧团早已销声匿迹，音乐会却时隐时现的留传下来。”

图表2南高洛村年表(续)

     南高洛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村落仪式传统的百年兴衰好比小剧场演绎大历史。义和团与天主教的冲突让高洛村成为中国近代史风云交汇之地，反映了近一百年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乐社和仪式音乐兴衰、乐师的代际传承，又与教派冲突、革命、战争、改革开放等时代风云交相呼应。在村落历史舞台上表演的不仅仅有乐师，还有意大利传教士、乡村秀才、中共干部、义和团的后人、音乐会的传人、满族贵族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演绎了一幕幕时代与人生的悲喜剧。

二、超越世俗的文化表达

      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或称社会，是广义庙会之一种。而绝大多数社火是在春节到元宵节期间，特别是在元宵节举行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社火是民众在祭祀天地、求神祈雨、朝山进香、迎神赛社过程中所扮演的各种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锣鼓和民间舞蹈等表演艺术。人们在元宵节里敲锣打鼓、列队游行的风习，名谓“闹元宵”，它承载着先民春祈秋报，追祖敬远的传统。河北乡村至今还活跃着民间音乐会，这些村落组织也是神社，它们以祭祀和社火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这些民间神社分布于河北冀中平原的近畿地区，具有跨越世代的传承历史，显示出共同的行会制度和信仰。音乐会自称为“神社”，有“神堂”，逢年节“敬神礼佛”，“元宵祭坛”，“超度亡灵”。  音乐会通过仪式表演，的确在不断强化着传统社区的礼仪道德，增强了村民的公德意识和凝聚力。南高洛音乐会、北高洛音乐会、南高洛南乐会、北高洛南乐会，它们是灯会，也是神社。音乐会维护公德，忠于礼乐制度，他们有自己的认同，在村落社会具有凝聚力。音乐会秉持的这种公德，它是超越具体的宗教或信仰的。

图表3南高洛音乐会概况

     村史、庙记、会碑等构成村落叙事的主要文本类型，它们的内容涉及灯会的会名、坛场、历史沿革、组织结构，有形和无形资产，如乐器、曲目、经卷、神图、吊挂、幔帐、灯具、龙牌等，反映了民间仪式生活和社会历史面貌。音乐会有不少名称，叫某某灯会、某某神社、某某善会、蓝旗圣会。功德碑属于乡村神社最常见者。立碑时间在正月春节和灯节，配合社火仪式而展示，表彰捐资功德，交代捐款数目，捐资人姓名，捐资用途，开支情况，用途主要为神社运行，神堂建设，神图、神像、经卷、乐器、吊挂绘制和购买等费用，文体采用传统套路，落款按照甲子纪年法，通常要写明制榜者姓名。上述功德碑和会碑等，它们有着共同特点：首先是公共性、公益性和村社专属性；其次是应时性，季节性重复使用，在特定仪式空间加以展示；再次是神圣性。功德碑在语言使用上模仿佛教、道教经卷语体，维护礼乐制度和传统观念，维护传统秩序。

      高洛村有南北纵向的巷道，东西走向的大街。大戏楼南端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高洛由此分出南北两落。北高洛位于高洛村的东北端，东面濒临拒马河。在南北分界的十字路口北端是大寺，周围是集市，有戏台，西街北头是三义庙，南头是真武庙，后街西头是龙王庙，前街西头是五道庙，东头是三官庙和刘爷庙，东大街有白衣庙，小南头有观音堂。这些小庙围绕福岩寺如同众星捧月。北高洛的音乐会在大寺原址的土屋里演奏音乐，设坛祭祀。北高洛南乐会在白衣庙设坛。南高洛音乐会有文普寺原址作为官房子。南高洛的南乐会在观音堂设坛敬神。灯节期间，南北高洛村的神社包括北灯会（福岩寺）、南灯会（文普寺）、东灯会（白衣庙）、西灯会（西街三义庙），各自依托庙宇，搭灯棚，设神堂、挂神像、开坛诵经、歌舞娱神。神社（包括各种名目的会如灯会、善会、香会、佛事会、音乐会）通过灯节营造神圣空间，利用各种传统文化符号，利用多种媒介，包括身体语言、书写文本，音乐和经诵、神图、神像、经幡、吊挂、灯光、龙牌、碑刻、旌旗、服饰、科仪、笙管音乐、古磬等乐器，以及香炉、香火、香案等，将这些象征意义浓厚的符号进行系统组合，诉诸五官，传达意义。村民通过祭祀祖先、参加集体性的迎神赛社活动，也为了感谢神灵的恩赐和保佑，回报神灵给予的丰收和平安，并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向神明烧香叩拜、奉献祭品或为公益活动捐助钱财。在今天的河北涞水县南北高洛村，元宵节闹社火是音乐会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按照村民的说法，高洛村打早就有闹花会庆丰收的习俗，至今仍保留有音乐会、南乐会、少林会、狮子会、秧歌队、西洋乐队和一个梆子剧团。每年这个时候村里比过年还热闹，活动从正月十三开始到正月十七结束，音乐会要持续五天时间，特别是每天晚上，观看演出和参与活动的多达上千人。正月过节，灯节是高潮。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有不少学者来到村里调查音乐会。下面上是1995年、1999年和2006年南高洛村灯节的仪式活动。[④]

图表4南高洛音乐会灯节坛祭仪式

    自1995年以来，每逢灯节南高洛音乐会在官房子院内搭建灯棚，设立坛场，专供音乐会坐坛使用。官房子东面墙前正中立香炉和香案，两边悬挂神像。院内西侧专设后土神坛，供奉后土坐像。音乐会的音乐类型有大曲、小曲。工尺谱记录的曲牌多达几十种。音乐会分文武两坛，乐师分别演奏鼓、镲子、铛子、笙、管、笛、云锣。音乐会文武两坛分东西两排对坐演奏。演奏鼓、镲子、铛子的武坛艺人，坐长案北端；在西排落座的乐师中，两位管子艺人并坐中间，对面坐着两位云锣艺人，笙和笛子艺人排列两边。春节和灯节期间音乐会搭棚子、挂神像、坐坛演奏仪式音乐、祭祀后土女神。灯节期间音乐会的坛祭仪式分为开坛、坐坛和收坛三部分，以吹、打、念三种音乐形式贯穿始终。在南北高洛村，灯节是超越日常生活、超越世俗的文化表达，它由特殊的表演场所、象征性的传统符号、专门化的艺术样式和表演者所构成，其基本功能是通过仪式过程中的交流互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世界的和谐。

“在中国，鼓吹乐已流传、生存了两千余年。鼓吹乐的传承渠道，大都具有某种村落和血缘宗族特征，而且除‘口传心授’外，还以一代又一代的‘传谱’相依，由此使鼓吹乐的传播、发展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有序的和良性的流变脉络。”[⑤]南北高洛的四个会都有各自的仪式音乐的传统曲库。根据2004年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专业研究生宋博媛的乐曲数目统计，南高洛音乐会能够吹奏的乐曲63首，能够唱工尺谱但不能演奏的有2首，打击乐只曲2首。七段（或叫七集、七身）的打击乐曲《粉蝶大套》1套。 下面是一组统计数据，分别记载了1989年、1993年、1998年、2007年和2012年的民间乐师的年龄分布情况，可以证明这种传承渠道的稳定性。

图表5南高洛音乐会乐师年龄分布统计数据

近十年来，南高洛音乐会的主要变化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女会员加入音乐会，这改变了音乐会传男不传女的老规矩。其次，传统曲目和经卷并非一成不变。第三，仪式的稳定性是相对而言的，它也随着社会生活和受众心理变化而变化。第四，随着民间节日兴盛和音乐会逐步走向开放，乐师的角色和义务也多样化。

民间节庆的意义集中反映了民众对文化理想和自然秩序的尊重。在特定的传统社区，由于节庆活动更多地需要集体参与，来自不同阶层的民众的礼尚往来和互惠关系成为了社会差异分疏中人们追寻的一种高尚理想，它被周期性的节庆仪式活动不断强化，成为牢不可破的生活信念。像社火这样的传统仪式由于其神圣性而超越世俗生活，又由于其包容性而把那些处处可见的社会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统一起来，转换成生活领域的公共理性力量。今天的中国现代化是国家重建和社会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过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制度和规则，它们仍然以各种民情和习俗形式存续，并在具体实践中被不断激活。

三、复兴一个节庆，提升一种文化价值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国内外民族音乐学者对南高洛音乐会的乐师及其代际传承做过深入而持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他们就民间乐社的历史背景、乐社的类型、乐队编制、乐师的代际传承、传统曲目、音乐谱本，以及乐种、乐规、乐俗等，都有比较完整的论述。薛艺兵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中，即对民间乐社的种类、音乐结构、乐器、演奏、乐社组织结构、仪式背景和乐社的社会文化功能，做了全面的梳理。后来，张振涛发表了关于音乐会谱本和民间乐师的长篇研究报告。作者提出了民间乐师的血缘宗族传承的历史、现实之脉络。他还对音乐会的传承人做了纵深的历史考察，对乐师的文化素养和演奏技艺和音乐曲库及他们的生活环境等，都有深入的探讨。张振涛和薛艺兵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出版了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是一部从民族音乐学等多学科角度研究河北民间音乐会的专门著作。本书从乐社组织、乐师、音乐库藏、经卷和仪式、乐社的经济基础和信仰等方面，以田野资料和文献史料做基础，做历史溯源、现状描述，以及文化分析。[⑥]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对河北易县和涞水县的几个音乐会的乐社组织、音乐和仪式做了专章阐述。[⑦]

     学界的持续研究，媒体的介入宣传，这些都在影响村落文化的发展。2015年灯节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研究员、涞水县文化局原局长刘阜老师、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齐易教授等长期研究和关注高洛“音乐会”的老朋友相聚在高洛村，回顾了高洛音乐会乃至整个“冀中音乐会”这一民间乐种从默默无闻到名扬天下的这段历史。此次座谈话题涉及了20世纪80、90年代冀中音乐会的遗存状态，学界对冀中音乐会的普查，钟思第、张振涛等学者的长期研究，民俗学界对高洛村民间信仰及宝卷的关注，媒体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等内容。

     钟思弟(Stephen Jones)早在1989年开始了持续10年的南高洛音乐会的田野研究，2004年出版了南高洛音乐会的研究专著。[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张振涛也来到该村跟踪调研，于1996年专程将南高洛音乐会接到北京进行录音；2001年4月，香港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带领研究生来村考察、实习；2001年夏秋期间、2002年春节，笔者先后两次对音乐会进行实地调查；2002年7月，香港大学音乐系24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学习“工尺”谱；2003年4月3号，文化部民族民间发展中心带领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印尼、韩国等21个国家30多名外国学者来村观摩、研讨；2003年4月17日河北省文联主席郑一民带领省音协、省群艺馆、省艺研所等领导、专家、来村专程考察、调研。河北省文联、河北省音协、河北省民协，2003年10月授予涞水县南高洛村“民俗古乐之乡”称号。专家、学者们的行动，引起了诸多宣传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及时做了专题报道；《中国文化报》，《河北日报》，《人民音乐》杂志等都作了相关的报道；保定日报记者韩赤军等人多次对南高洛音乐会进行了报道。2005年正月音乐会为上述专家学者和地方政府、企业界人士和相关国家部委领导专门树碑立传。

      高洛灯节的仪式活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恢复，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与民间乐社一年一度、循环往复的仪式相对照的是村落面貌和生活文化的不断变化。笔者从2002年起，每年的正月十五前都要到南北高洛村观摩那里的灯节仪式活动。2006年2月11日至13日（正月十四至十六）我又一次现场考察了高洛灯节的仪式活动。到2009年当我再度准备前往那里的时候，“高洛古乐”已经出了名，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冀中笙管乐”的代表性传承者。官房子的桌子上摆放了蔡玉润2008年获得的证书和金杯。《证书》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08年2月命名蔡玉润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冀中笙管乐（高乐音乐会）代表性传承人”字样。另一面墙上悬挂金匾：它是2003年10月由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河北省音乐协会和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命名涞水县南高乐村为“古乐民俗之乡”。南高洛村观音堂于2012年翻盖一新，是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观音堂内供奉送子观音，新塑佛像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北高洛音乐会于2012年翻修了官房子，2013年又在村委的支持下在官房子前重建了大寺福岩寺。重修的大寺供奉佛祖神像，又在寺外和官房子中间修了一尊巨大的弥勒像。该村从外地请了比丘尼来做主持，有功德箱，有引磬。官房子对面的高台本是北高洛评剧团的演出场地，2015年北高洛村委举办了首届“北高洛村第一届文化节”，每天都有文艺表演，还请了北京的歌唱演员前来表演。2015年灯节期间，河北大学“非遗”影像保存与传播工程摄制组来到高洛村采录民间音乐。正月十五当日，南、北高洛两个村的四个乐社举行规模空前的“穿插”活动。

结论

中国民间多神崇拜和祭祀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传统的礼教把祭礼当作教化的手段，强化宗法制度中的“敬天法祖”的价值取向，民间信仰在许多方面以这种血缘根基的宗法制度为基础，都属于多神信仰，与农业社会的生活联系紧密，以天地崇拜为中心的自然崇拜，都将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宗教信仰拥有某种价值体系，并诉诸各种文化形式而得以播化。民间信仰具有历史内涵，植根民间，利用多样的文化表达形式，应和民众的心理需求。精英政治利用民间节日庆典，寓教于乐，适应民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丰富民众的感情世界，增强人们敬天尊祖意识。传统节日复兴是一种文化自觉，反映了现代性的一个维度，是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新旧结合。从村落文化重建过程中观察节日庆典，我们不难发现，以往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大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表明人们对于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或集团的生活文化的关注，强调了文化遗产对重建人们的文化和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我们传统上认为价值观来自于形而上的哲学的和宗教，这些是无法观察到的，不是能够衡量的。我们注意到价值观念，但是我们的价值观从何而来？如何让我们的价值观看得见摸得着？道德客观性的来源不是逻辑，而是人类生活世界和自然秩序。

参考文献

曹本冶、薛艺兵：《河北易县、涞水两地的后土崇拜与民间乐社》，《中国音乐学》（季刊）2000年1期。

Jones, Stephen andXue Yibing: “The Music Associations of Heibei  Province, China:a Preliminary Report.” Ethnomusicology,(1991) 35/1:1~29.

Jones, Stephen. Folk Music of China: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1995.

Jones,Stephen. 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 Chime Foundation, The Netherlands,2004.

《涞水拳匪敉平录》，中国方志丛书，华北174，成文出版，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影印本。

乔建中、薛艺兵、[英]钟思第、张振涛：《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实录》，见田青主编《中国音乐年鉴》，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乔建中：《土地与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

乔建中、薛艺兵主编：《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

王延泓：《南北高洛宝卷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 届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2006年3月。

宋博媛：《高洛音乐会工尺谱本初探》，见涞水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故遒钩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09—117页。

薛艺兵：《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1期。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张振涛：《官房子——音乐会的活动场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张振涛：《“音乐会”的谱本统计及相关问题——冀中笙管乐研究之一》，见乔建中、薛艺兵主编《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张振涛：《民间乐师研究报告》，见《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241—247页。

张振涛：《民间乐师研究报告——冀中笙管乐种研究之二》，见乔建中、薛艺兵主编《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248—249页。

张振涛：《“音乐会”的谱本统计及相关问题——冀京津笙管乐种研究之一》，见乔建中、薛艺兵主编《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206~240页。

张振涛：《“吹鼓手”一词的社会学释义——“音乐会”与“吹打班”的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日]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Nationalism的诞生》，宋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①]“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华北平原没有发生重大的仇教事件，格外地显得太平。尽管收成有些令人担忧，但人们像往年一样准备过年。外出做长工的人也回到故乡，集市上熙熙攘攘。从春节到元宵节，开展了高跷会、音乐会、少林会等杂技、武术、戏曲等团体表演活动，以供人们欣赏。”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十四日，发生了“涞水事件”，义和拳民数百人在涞水县南高洛村袭击天主教民，杀伤二十余户、百余人，并将尸体抛入井中，还放火烧毁了房屋。此后，又发生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分统杨福同被义和拳击毙的所谓“涞水戕官事件”。见[日]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Nationalism的诞生》，宋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77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末，为了在新年元宵节搭棚庆贺神明，佛事会按照旧俗在南街的十字街头搭起棚架，点起明灯，挂起神像，音乐会也来参与，开始准备工作。教民张才就住在十字街头的边上，他声称棚子挡住了他家的门口，与人发生口角，还撕毁神像，还想放火烧毁灯棚。此次事件终于酿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官司和冲突，终于发生的涞水事件。《涞水拳匪敉平录》，中国方志丛书，华北174，成文出版，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影印本，第27页。

[②]宋博媛：《高洛音乐会工尺谱本初探》，收入涞水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故遒钩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09-117页。另见张振涛：《“音乐会”的谱本统计及相关问题——冀中笙管乐研究之一》，见乔建中、薛艺兵主编《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③]南高洛村原有小寺、观音庙，北高洛村有白衣庙、大寺。过去正月初一游庙“行香”，由音乐会代表全村行香，现在庙虽然拆了，还在原庙址行香。南高洛音乐会从村里官房子出发，经过本村南乐会，他们跟随在音乐会后面，然后去北高洛，北高洛南乐会又跟在后面，到北高洛音乐会官房子，这时四个会统汇合起来。音乐会走在前边，游遍北村各庙址，后到南高洛各庙址，最后送北高洛两个会统出村。这一过程叫“踩街”、“拜庙”，或称作“穿插”。另据《南高洛村史》记载，踩街路线与今天的确不一样。“每逢正月初二，南北两村音乐会集合，先到大寺朝拜，后到小寺（文普寺）和观音堂、白衣庙、老爷庙、真武庙一一朝拜烧香演奏大套，名为穿插，正月十四要在南高洛灯棚合会，坐在一起吹打半天。十五前后，戏台上唱戏，台下练武术，耍龙灯。”

[④]曹本冶、薛艺兵：《河北易县、涞水两地的后土崇拜与民间乐社》，《中国音乐学》（季刊）2000年1期。Jones, Stephen. Plucking 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 Chime Foundation, The Netherlands,2004. Pp. 270-306. 王延泓：《南北高洛宝卷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届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2006年3月，第36-—43页。张振涛：《岁时节日与仪式音乐》，《音乐艺术》2003年第1期。

[⑤]乔建中、薛艺兵主编：《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民间鼓吹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⑥]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⑦]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⑧]1993年钟思第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London University）研究基金资助，开始了他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钟思第业已出版的专著有《中国民间音乐——活形态的器乐传统》(FolkMusic of China: Living Instrumental Traditions, Stephen Jon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New York, 1995.) 、《采风——新旧中国乡村乐师的生活》(Pluckingthe Winds: 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 Chime Foundation, TheNetherlands，2004) 以及两卷本《雁北乡村礼乐》(Ritualand Music of North China,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2007,2009)、《华北民间道士与法事》（InSearch of Folk Daoists of North China, 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2010）。